8、王士禛(1634-1711)《憶秦娥·憶秦淮》云：“秦淮水，紅樓一帶波如綺(注云：“歌樓下臨秦淮，波如綺羅皺紋”)。”

　　9、孔尚任(1648-1718)《桃花扇》第二出“傳歌”，李貞麗上場唱《秋夜月》，第一句是“深畫眉，不把紅樓閉”;第二十三出“寄扇”，李香君唱《北新水令》，有“凍雲殘雪阻長橋，閉紅樓冶遊人少”之句;楊龍友登場詩，有“認得紅樓水面斜，一行衰柳帶殘鴉”之句;第二十四出“罵筵”，李香君所唱《忒忒令》，有“下紅樓殘臘雪滾，過紫陽早春泥凍”之句;第二十八出“題畫”，侯朝宗所唱《破齊陣》，有“巷滾楊花，牆翻燕子，認得紅樓舊院”之句，下場詩又有“重到紅樓意惘然”之句。“紅樓”，指李香君的媚香樓。

　　10、吳郡無悶居士《廣新聞》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卷首有乾隆壬子(1792)秋七月拈花侍者序。卷四《慧兒》，敘虞山生某，因父母相繼沒，依蘇城舅氏家。舅氏有女慧兒，曼麗無偶，生甚慕之。漸與慧兒近，暇輒挽慧兒論詩，慧兒意少所可。生欲犯之，女叱曰：“男女相慕，人情也;逾牆相從，非禮也。”令生請於父，生曰：“余一介書生，身無立錐地，家無擔石儲。母舅愛卿，豈肯令作貧家婦耶?”慧兒贈以千金。生歸，與無賴子數輩作狹邪遊，不半載，囊已罄矣。女聞之大驚，知為生所惑，遂一慟而經。結末云：“方女之死，生猶戀紅樓好夢也。”故事寫得極為哀豔生動，其以“紅樓”為狹邪之所，不應有何歧義。

　　12、龔自珍(1792-1841)，字爾玉，一字璱人，號定盦，別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著作甚富，已刊者有《定盦詩文集》、《定盦詞》等。其《浪淘沙·寫夢》云：“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制離愁。”桁猶“行”，一桁，一排。此小詞自寫舊日豔遇，暗含“紅樓夢”三字，且又與“仙”、“幻”相糾纏，命意與唐張鷟《遊仙窟》同。

　　13、楊恩壽(1835-1891)，字鶴儔，同治九年(1870)舉人，著有《坦園六種曲》、《蘭芷零香錄》、《詞餘叢話》等。《蘭芷零香錄·自敘》云：“所冀洛浦留蹤，花叢回顧，不礙題襟送抱，但妨樂極悲生。然則是編也，其亦敲紅樓五夜之鐘，警翠被十年之夢乎。”將“洛浦留蹤，花叢回顧”與“敲紅樓五夜之鐘，警翠被十年之夢”相聯，其意甚明。

　　14、周友良《珠江梅柳記》，敘作者辛酉(1861)在廣州與兩妓雪梅、柳鶯昵，臨別勸之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

　　15、津門儲仁遜(1874-1928)，字拙庵，號臥月子，又號醉夢草廬主人夢梅叟。光緒宣統間著《器囂瑣言》二卷，未刻刊行世。多掌故之學，間附考證，是其時社會狀況的真實紀錄。卷一有《黛語樓記事成詩》云：

　　黛語樓為上海三馬路左翠玉校書妝閣，校書自億鑫里遷居之後，門前車馬，如水如龍，恒有風雅士讌會其中，固不殊宣城史鳳也。作詩八章，可作庾詞觀耳：

　　十幅紅箋寫句工，傳來心事惜匆匆。寄言此是銷魂獄，豈獨牽連一企鴻。

　　休言同命是鴛鴦，相對紅衣引恨長。斜抱琵琶彈別調，最無聊賴玉山堂。

　　尋春燕子下樓臺，歌管沉沉夜讌開，不道蘭陵鬱金酒，轉輸南海荔枝來。

　　品格休儕史鳳奴，早從陌上識羅敷。蛾眉自古多謠諑，買櫝還珠事有無。

　　萍絮行蹤任去留，篋中團扇屢悲秋。長房縮地渾無術，淞水吳雲一夜愁。

　　門外時停金犢車，紅樓一角是兒家。怪他蒙叟多情甚，按遍新詞蝶戀花。

　　深沾肺腑染肝腸，以外何須論短長。三五斜橋明月夜，風情不減柳枝娘。

　　情致纏綿日萬端，拍殘十二玉闌干。隨風楊柳嬌無力，都付琴娘冷眼看。

　　《黛語樓記事成詩》記“黛語樓”為左翠玉校書之妝閣，此一命名，是否與黛玉有關，姑勿深考;然這位頗有詩才的校書，自言“紅樓一角是兒家”，她的認知，是不應該有問題的。“情致纏綿日萬端，拍殘十二玉闌干，隨風楊柳嬌無力，都付琴娘冷眼看”之句，將自己比作“嬌無力”的“隨風楊柳”，何等貼切!這或許是《紅樓夢》女子喜吟楊柳的深層緣由罷。

　　可見，從唐代到清季，將紅樓等為妓居的觀念，沒有任何歧義。方汝浩、周友良的“紅樓”、“翠館”，楊恩壽的“紅樓”、“翠被”，都說明了“紅”與“青”(翠)並無本質區別，連那被人鄙薄的《青樓夢》，不是又名《倚紅外史》、《奇紅小史》麼?而將“紅”與“青”視若水火不容，正是後人的誤會。

　　當然，誤解的人不能說沒有。如《白雨齋詞話·卷六》云：

　　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系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

　　其實，柳耆卿所說的“紅樓”，正是蘇小的居處，並沒有弄錯，倒是陳廷焯自己搞錯，反而指責“不妨且系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之句“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荒唐。

　　明確了紅樓等為妓居，就自然使人不由不思考高鶚自號“紅樓外史”的緣由。吳錫麒《〈吳門畫舫錄〉序》曰：“此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余懷《板橋雜記》之續也。然而煙花之錄，拾自隋遺;教坊之記，昉於唐作。一則見收於史，一則並附於經。似乎結想螓蛾，馳音桑濮，偶然陶寫，何礙風雅。”《煙花錄》、《教坊記》、《青泥蓮花記》、《板橋雜記》等“結想螓蛾，馳音桑濮”的著述，都獲得了後人的認可，甚至見收於史，並附於經，故不可一概排斥;“紅樓外史”之號，或因高鶚之熱衷題詠“紅樓美人”、願為她們充作“外史”而起乎?

　　然而，世人卻多以為是緣其整理補作小說《紅樓夢》之故，金克木先生甚至以其詞與《紅樓夢》比對，作了頗具想象力的推測。他說：

　　還有一首《唐多令》，題下注“題畹君畫箑”，上邊也批“改”字。畫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龍便請同舟。”“好共我，賭風流。”關於她，還有首詞，下文再說。又有一首《玉蝴蝶》，注“詠蝶”。“欲撲還休，有多少舊恨重牽?”“小垂手畫欄凝睇，悄低頭繡帶頻撚。”不會令人想起寶釵撲蝶嗎?一曲《滿江紅》下注：“辛丑中秋。是歲五月丁先府君憂。六月內人病。至是瀕危。草土餘生，神魂顛倒，援筆制此，亦長歌當哭之意耳。”詞中說：“死別生離，怎生過今年今夜?”“這天付兩件乍淒涼，誰同話?”“對蒼蒼，獨立復何言，西風下。”可見高君是多情人，補《紅樓》也是別有懷抱的。辛丑年(1781)離他戊申年(1788)中舉只有七年，正是補《紅樓》之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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