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真正歷史的態度。“康雍乾嘉四朝，民物豐盈，人文炳蔚”，是文學繁榮的大環境;而“秦淮曲院諸姬，文采藝術，超絕一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則成為文學創作紛紛取資的對象，《板橋雜記》、《影梅庵憶語》乃至《桃花扇》、《紅樓夢》，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的和文學的氛圍中誕生的。以往我們認定，“反封建”的《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奇跡”，是脫離了我國固有的文化背景的;相反，如果我們把《紅樓夢》放在“青樓文化”的傳統看，一切的“奇跡”就都變成了可以作出歷史解釋的、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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