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以力量决定制度均衡，把经济人行为合理化，从而得到各级政府及其官僚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是最大权力的拥有者，从而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社会上不是流行着“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的话语吗?正因为现在的官员往往是居位不为、华而不实、为官不廉、以权谋私乃至腐败成风，而那些没有权势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人权利却很难得到保护：农民工讨不回工资、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城市居民被强制拆迁、小百姓蒙冤受屈投拆无门乃至形成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的潜规则。本来政府是一个服务全体人民的公共机构，但现在却似乎演变为压在人民身上的一个枷锁，本来是代理人的那些政府官员在力量规则下已经成为百姓的主宰者;以前的好官是要为民办实事、办正事、办好事，从而受人民群众拥戴，但现在只要不做坏事，不做缺德事，就是好官了。事实上，现在的百姓只要看到一个当官的，就首先会这个权力是搞后门，或搞不正之风或搞钱权交易得来的;正是在这种对立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大对近来官员遇害、警察被袭等事件往往表现出幸灾乐祸心理，而很少表达同情和支持，以致社会中逐渐流传了“仇官”的说辞。目前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仇官现象呢?显然，这正是由于在伦理道德急速衰落的社会背景中，一方面缺乏权力制衡体制，另一方面却极端地引进权力决定观，结果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11]

　　四、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辨识及勘界

　　现代自由主义除了认识到纯粹市场中的自发失灵外，更是关注政府行为可能造成的干预失灵，而是试图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求平衡;它虽然不赞同最小政府的理念，但却要保障政府能够“做它该做的是”。这有两个层次：一是政府究竟该做何事?二是如何保障政府尽其职?前者涉及到对不同时期社会合作状态的理解以及协调机制转化的要求，后者则涉及到权力制衡和立宪问题。显然，在传统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两个层次的要求，从而犯了严重的“理性自负”;例如，兰格就曾举例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曾在计划中规定过在一个狩猎季度中应猎取的野兔数目，但由于在国民经济计划中遗漏了女用纽扣和发针而导致社会上得不到。正因如此，布罗姆利指出，“这样统制经济似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个人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误用，但是，由于对个人缺乏激励也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对人民来说是重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被束之高阁”。[12]正是基于这种实践，尽管绝大多数学者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者，都希望扩大政府在减少贫困、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他们又对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表示不满，并特别担心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控制而使得事情更糟。结果，导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复活，政府恶棍说获得了流行，以最小政府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流派甚嚣尘上。

　　正是在这种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盲目地宣扬和照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理论，把这些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西方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受这种理论的支持，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以当年汉王室的“无为而治”自居，把一切事情都推给市场而美其名曰不干涉市场经济规律。譬如，当房价不断飙升而致民怨沸腾时，这些官员却以时市场规律而漠然视之;而且，这种行为往往会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吹捧，把这些官员视为懂经济的人，是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但殊不知，当时的汉王室之所以能够不作为而收受人民税收，是因为当时他们名义上是国家的“主权者”;但在人民主权的当前时代，这些不作为的官僚有什么理由接受人民的供奉?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帝王和统治者了吗?对那些政府官僚而言，这是明显地是在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试想，如果政府不为人们的利益着想的话，那么要政府何用?民众为何要纳税养活这一群占据高位而无所事事的人?显然，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应该盲目地跟随俗流，而是要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能够深入地思考现状的成因而避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

　　一般地，我们在审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时，不能仅仅看到它们的现实表现，而是要理清两者作用的现实与本质，并探究两者分离的原因。譬如，上述那种对具体商品数量的规定的计划本身就是与政府应有的显性协调作用发生脱节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应该留给那些更具个人知识的现场者去解决;兰格就指出，把这类细节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与计划工作无关，它实际上阻碍了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指导。事实上，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政府行为的简单否定，而往往是出于对政府越出其边界而造成更严重问题的反动。譬如，在重商主义时期，当时的严格控制着生产的工艺流程和产品质量而维护垄断者的利益，甚至对每英寸布所必须的线的数量都作了规定;正因如此，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革命，流行的古典自由主义要求把政府职能限制在最小程度，而反对设立公用事业、发放许可证和规定从事某一职业的限制条件、对国际贸易加以限制、移民定额以及使用国家权力来限制竞争等。但是，这种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没有贯彻多久，整个社会就爆发出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贫困化现象也不断加剧;此时，就开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它在主张尽可能保持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同时，也认为政府也具有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如国防、警察治安、制定法律、公共健康和工业安全法规、大规模投资项目如港口和水坝的各种规定、实行鼓励技术创新的专利权、提供基础教育以及创造出一种坚挺可靠的通货等。

　　因此，历史的实践并不是对政府协调功能的简单否定，而是提醒人们更清楚地认知政府协调的方式和范围：既不能越厨代疱，也不能放弃自身责任。究其原因，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已经告诉我们，由于外部性、公共品、自然垄断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因素，市场会出现失灵，因而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本身所存在的信息、激励、监督等问题，政府干预也会存在失灵，特别是作为本性“恶”的政府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因此，经济学根本性的作用是要如何把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结合起来，利用各自的优势弥补另一方的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大问题，而不是二者择其一，或者仅仅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显然，如果像主流经济学家那样考虑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社会福利最优无法实现的情形下转而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以市场失灵为代价寻求次优;那么，如果沿着另一条思路，通过不断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同样可以微小的政府失灵为代价来实现政府协调下的同样效果。

　　不幸的是，国人却往往容易走上极端：一方面，针对市场失灵问题，不是寻求市场的完善之道而是视如取消了事，如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针对政府失灵问题，也不是寻求政府监督体系的完善而是取消政府相关职能，这正是当前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广州市禁止摩托车通行，据说主要原因是，摩托车导致了交通混乱和街头抢劫现象;但是，广州市政府不是从有关职能部门的失职行为以及市场法制的不健全角度想办法，而是依靠其强权来禁止所有的摩托车通行。显然，这不但是政府的不作为问题，更是对个人自由的明显侵害;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此举也会直接导致10万靠摩托车拉客谋生的人失业，以及其他大量相关从业人员的失业。正因如此，当前的政府并不是真正地遵循市场规律，更不是在完善市场机制;而是在滥用公权力，从事它不该从事的活动，而放弃其应尽的责任。正因如此，“今天的农民在无需找‘市长’的场合，‘市长’却非要找他们不可，而在需要‘市长’之时，‘市长’却往往拂袖不管，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不找市长找市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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