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早先是追求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双重平等，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偏向于政治方面，并成为经济不平等的注脚;但是，随着对个人权利人知的深化和拓宽，现代自由主义又开始兼顾经济上的平等，从而关注贫困和社会保障问题。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把自由主义与自发秩序等同起来，显然就将自由主义简单化了。

　　关键词：复杂自由主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liberalism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gyroidal development: originally, it pursue dual equality including political right and economic right; then, the equality of political right get stressed gradually during the course of evolvement, and liberalism becomes the footnote of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However, But, modern liberalism gives attention to the equality of economy including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again with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the cognizance of personal right.

　　Keywords: Complicated Liberalism; Political Right; Economic Right; 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一、前言

　　社会科学本身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其理论也往往建立在特定的哲学思维之上;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给那些经济学大家贴上某种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主义者或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然而，具体到个人时，我们又会发现，真正的界定是困难的。例如，人们往往会把哈耶克归属为保守主义一类，但哈耶克本人却极力否认;再如，斯密开创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他显然又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者。其实，也曾有同仁问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反自由主义者?起初，我也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平时一直没有认真想这一问题，而是致力于探究各种主义、各种社会机制内在的缺陷。首先，我是自由主义者吗?显然我是的，因为任何追求独立之思想和学术的学者都应该属于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李斯特如此、西斯蒙第如此、威克塞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而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这种自由并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探索。其次，我是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吗?显然我又不是，因为任何有现实“问题意识”的学者都不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如此、李嘉图如此、马尔萨斯如此、穆勒如此、马歇尔如此、凯恩斯如此，哈耶克也是如此，而笔者一直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并致力于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在缺陷进行挖掘。那么，“Whom am I?”后来我又意识地对之进行了思索，而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并且对自由主义内含的认识也更为清晰了。其实，在被问到是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时，秦晖曾说：“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1]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作为我的回答，并由此对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一阐述。

　　一、自由主义的复杂性演化及特征

　　其实，自由主义本身有各种内涵，而笼统的自由主义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则很可能陷入教条、封闭的思维之中，所以罗兰夫人在断头台的绞刑架上大声疾呼：“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为此，我们就必须对自由主义有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其实，人类在创造很多词汇指出往往本着善的目的，但是，一旦经过后来的僵化理解而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遭到扭曲和异化了，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勇敢、节制等都是如此。例如，平等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平等主义就带上了“一大二公”的味道，从而开始了破坏性的革命运动;民主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民主主义就会出现多数暴政的现象;形式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必要的，但形式主义却成为虚情假意的遮羞布;权威也是维持学术秩序的重要力量，但权威主义却窒息了学术的真正发展。正因如此，我们要把握一个“度”，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的先贤都强调这一点。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勇敢是一种相对于畏惧的正常状态，是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一种相对于感观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放纵和无欲(冷淡)之间的中道。同样，自由的内涵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不同含义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自由的各类异化形态。

　　追根溯源，自由首先是一种力量或能力，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或防止他人的侵害，这是柏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两重含义。为此，早期的自由主义源于一种政治哲学，它所提倡的平等主要是针对封建主义中人的不平等而言的，是要消减这种由出生决定的不平等。这种平等有两方面的内容：政治权利上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都有同等的选择权、被选择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权利上，则不允许有过度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这两种权利之间往往会存在冲突：要实现其中一个，就必然会牺牲另一个;在这种二难选择中，自由主义就发展成为政治自由及经济上的差异寻找哲学依据：以不可剥夺性个人权利来论证个体政治自由，以自由支配性财产权利论证经济上的不平等。事实上，个体自由和他人自由以及社会自由之间往往会存在冲突，从而个体自由就注重对私人领域的保护;正因如此，早期的自由主义是以天赋人权来摆脱国家和强权的束缚，其核心是对财产自由的强调。尽管表面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仅仅是自由的一个维度，但这却是根本性;因为人类其他几乎所有的能力都与财产有关，无论是政治上的自由还是思想上的自由都是如此。所以，罗素就指出，“如果由于表达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2]

　　显然，如果把私有财产视为合理性的，从而注重对它的绝对保护;那么，国家就不应该征收任何超过个人为获得相应的交换物(安全和服务)所必须的税负，更不应该实行转移支付。正因如此，该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反对经济管制而推崇市场经济，并且往往对穷人和收入分化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这一点在马尔萨斯、西尼尔等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甚至反对任何的经济救济措施。结果，在200多年的时间内，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再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相反，这种自由主义与自然主义思维结合在一起，开始为现实中经济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寻找合理依据;即使“那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易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3]例如，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就是“不可动摇的规律”，因而任何法令干预工资谈判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事实上，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市场均衡、帕累托有效还是阿罗不可能定理——都是为这种不平等经济现实提供理论支持，弗里德曼以及哈耶克等都对福利国家理论进行抨击，认为它违背了18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原意。正是局限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宣扬和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结果，“它所颁发的各种奖励，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胜过了失败者哺育他们后代的失误”。[4]正是基于这种偏重政治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国内学者开始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这里是自由仅仅是市场上的交换自由，平等仅仅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民主则集中在政府范围内的公共决策;于是，政治哲学和历史学家大肆宣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经济学家则单一化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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