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的忠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 [22] ]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有一种更微妙的冲突，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他们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而更倾向于忠诚于自己所属的一门学科的原因所在。

因此，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二）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性是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学术研究是其主要活动。因而，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所以，理论研究者要想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布鲁斯特等，1971）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出：“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23] ] 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 [24] ]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大学和研究组织就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它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它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民主来保障，学术民主也意味着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不能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精神自由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 [25] ]我们不应该有“民族（种族）中心论”与“阶层优势论”的观点，对外来者（异域文化）、少数群体等都要尊重与关注。 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是为探求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切真理为伴的，不应该有狭隘的研究藩篱或禁地。

有必要指出，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学者有义务为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以便由其他学者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解决理论分歧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资料来源问题上让学者质问学者，而不是让政府通过传讯来查问他们。”[ [26] ]“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 [27] ]学术问题应该有学术圈的人士来自由平等地争鸣解决，所谓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

（三）群体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形成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一个人关在书屋中苦思冥想的事情，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共同事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所言，“科学的发展是逐步积累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许多人互相修正和批评，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产物。”[ [28] ]“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29] ]因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多根和帕尔指出，“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 [ [30] ]这就出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倾向。因为研究和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往往要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

学术共同体应该作为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避风港，保护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在那里，学者们和理论研究者们可以追求他们冒险的几种选择——教学和探究，免受外界的紧迫压力，没有吵闹着追求伟大荣耀的精于世故的人的打扰。这种学术共同体能够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

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派的建立。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一种理论学说的成熟和在学术界中的共同认可。学派既具有发展理论学说的功能，还具有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 [31] ] 一个学派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第三代等等。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是很深刻的，其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但是，“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32] ]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学派是因为学术事业而自然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是江湖门派，更不是政治帮派、宗教系派。当前有些学派正在堕落为垄断学术资源、保持话语霸权的学术帮派，很值得引人警醒。

学术共同体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派研究范式，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研究纲领（“内核”与“保护带”）。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方法是为了解决研究问题而形成的，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是固步自封的，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要谨防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为方法而方法，为理论而理论”的不良倾向追求。“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接力洞察世事。”[ [33] ]只有方法没有思想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学术工匠或学术巧匠而称不上是学术人，我们必须在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密切联系。一流的学术大师的方针是能够“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将方法与问题、价值、思想融为一体。“如果一个学术团体气氛活跃，成果卓著，那么必然存在着可供个人之间探讨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它应当源自研究者的工作并重新引入研究当中去；研究的进展决定了它们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引导着研究的进展。专业协会正是因此才有它存在的学术上的理由。”[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