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义不容辞。理论研究者为了并依据理论思想而生活，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 [10] ]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 [11] ]因此，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工作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一）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

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因此，他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文明成果，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所以，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我们说，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发展，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 ” [ [12] ]，就得敢于过一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生活；同时，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陶冶成在学术工作中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一名理论研究者应该具备理论的想像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是一位富有想像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 [13] ] 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所以说，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M.Keynes）所言，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 [14] ]由此可见，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 [15] ]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 [16] ]另外，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以学术为志业（Beruf）[ [17] ]、以学术为生命。曾国藩曾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 [18] ]，因而要敬畏学术，抛弃“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十年磨一剑，具有一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继绝学、开未来的胸怀。只有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板凳敢做与甘做十年冷”，才会有学术理论上的大创新、大建树。

当前，年轻的理论研究者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不闻不问”，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中去调查研究，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

唐纳德·肯尼迪指出，“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19] ] 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其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 [20] ]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 [21] ] 从学术道德而言，学术责任首先是要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独创权和优先权）问题、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始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令人痛恨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贪污腐败一样，每个人大都憎恨别人贪污腐败，而每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腐败其中。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等外在性因素，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