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查德·罗蒂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另类科学哲学。为了重构传统的科学理性观，理查德·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强理性与弱理性。放弃标准的强理性观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弱理性观，也就是放弃认为真理是某种我们应对之负责的东西的看法。在其新实用主义方法论中，通过遵循团体中心主义和效用基础主义来贯彻亲和性原则，罗蒂力图让我们抛弃长期禁锢我们思想的镜式隐喻。在“没有镜子的哲学”中，彻底放弃对客观性的渴望，无需一种贯通各个文化的、普遍的合理性，而是将其他文化所提出的信念与我们文化中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用这种办法来检验其他文化的信念。在罗蒂所憧憬的后哲学文化中，科学家将不再是客观真理的代言人而只是亲和性的倡导者。

关键词：弱理性；科学合理性；新实用主义方法论；亲和性


理查德·罗蒂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另类科学哲学。下面分别从科学合理性、科学方法论、科学真理论等方面来展现罗蒂的另类科学哲学思想的特质。

一、罗蒂对科学合理性的重新诠释

在《实用主义的理性和文化差异观》一文中，罗蒂区分了理性一词的三种不同含义。“理性1”是一种能力的名称，这种能力乌贼鱼比阿米巴要多，使用语言的人类比不使用语言的类人猿要多，以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人要比没有这种武装的人要多，总之，它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有时也被称作“技术理性”或“生存技巧”；“理性2”是人类有而野兽无的一种特别的、附加的名称，这一成份体现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可以用不同于描述非人有机体的术语来描述自己，它不仅给我们设定了种种目标，而且还为我们建立起一种评价的等级体系。“理性3”大体上与宽容意义相同，它不会因为别人与自己的差异而过分窘迫，更不对这种差异做出侵略性的反应，它使人们乐于改变自己的习惯，不断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人——一个拥有不同于他先前所拥有的东西的人，它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它更依赖于说服而不是靠武力(诸如战争、焚烧、流放等等)来达到目的，总之，它是一种能够使某个个体和群体与其它的个体和群体平等相处，并汇集成各种新的、融洽的、宽容和谐的生活方式的美德。[1]

罗蒂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常常把这三种理性混为一谈，尤其是把“理性2”与“理性”混为一谈。他们认为，由于我们拥有珍贵的、近乎神圣的理性能力——实际上是“理性2"，才能够使用语言、使用技术，高于他类并任意(甚至不惜武力)奴役之，从而获得共同想要的东西。可见，传统哲学的错误不在于使用理性、而在于用错了理性。鉴于此，罗蒂认为，“西方虽然不是病态的，但可能已经把自己，并且把世界的其它部分都逼入了困境，所以我们干脆放弃掉整个理性2的观念。”而对于“理性1"——适应性和“理性3"——一种宽容的美德，它们既使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越来越灵巧，又能使我们对其它类型的人渐渐融洽、宽容，所以，应在文化中保留之并加以发扬。[2]

罗蒂认为，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假定：存在着某种被称作“理性”为中心的人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要义”；而且自然科学“通过发现物质的微观结构描述进行预测和控制的方法的发展”表明，它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善于运用这种机能，是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活动。因此，一个社会只要在自然科学方面领先，它在文化的一切方面就都优越，“西方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表明了它具有优越的‘合理性’。”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经常批评的由理性中心主义和科学中心主义而导致的西方中心主义。罗蒂指出，自然科学的这种神话作用，是当代西方哲学逐渐在使自己摆脱的若干观念之一。[3]这并不是试图贬低自然科学家，而只是不再把他们看作是牧师。我们不再认为科学是人心与世界对抗的地方，不再坚持科学家在超人类力量面前表现了恰当的谦卑的看法。[4]

为此，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强理性与弱理性。罗蒂认为，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理性指的是一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键纽带，是我们走向“绝对实在观”的通道，是世界借以指导我们获得对它的正确描述的途径。[5]理性被看作是超文化的人类与实在相符合的能力，被看作是一种机能。拥有和运用这种机能可由人类遵从明确的准则一事加以体现。[6]罗蒂称这种传统的“合理性”观念为“较强的理性”，“较强的理性”与“理性2”大致相同，又称之为标准的理性观，这种理性或合理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诸如“合理性”、“确定性”、“客观性”、“终极真理”、“语言规则”、“共同标准”等等的盘踞地，[7]具体来说它指的就是有条理，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没有受到主观性或偶然性的污染，先于并外在于人们，引导着人们的探索，规定着人们的操作。理性的活动或科学的活动也就是有客观准则、能精确预测结果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来说，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是有道理的，而诗人、艺术家(如画家)的工作则不是理性的。因为，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完成创作之前，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制定新的成功标准。

这种“较强的理性”，这种把诗人、艺术家们排除在外的理性，同时也把人文学科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如果人文学科涉及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就无法根据事先得到具体说明的标准来评价它们的成功。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满足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不会关心我们是否在追求正当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事先知道文化和社会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利用人文学科，例如，极权主义事实上就没有利用人文学科。民主多元社会的特征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它们的目标。但如果成为合理也就是满足既定标准，那么这种重新定义过程就注定是非理性的了。因此，如果人文学科要被看成是理性活动，合理性就不能被看成是满足事先说明的标准，而是别的什么东西。”[8]这种东西在罗蒂看来就是一种“较弱的理性”，它与“理性1”、“理性3”统一，也与启迪哲学、后哲学文化相通，所以这种理性观罗蒂又称为实用主义的理性观。所谓“弱理性”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在这种意义上，它指的是一种“合情理”的“有教养”的道德德性。它要求人们在讨论问题时，不管是宗教的、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问题时，都要避免教条主义、自卫心理和义愤。在这种意义上，人文学科作为“理性学科”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