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罗蒂则极力倡导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客观性相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拒斥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罗蒂说，追求亲和性的人不需要那种论述信念与对象（即客体）之间“符合”关系的形而上学，也不需要证明信念为真或为假的方法以及论述这些证明方法的认识论。他认为，所谓“真”，正如詹姆斯所说，就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真假信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好的信念与可能更好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我们现在相信合理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就等于说某人可能提出更好的思想。这就是说，永远存在着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或一整套新的词汇可能出现”。[37]

第二，整体论的文化观。由于团体中心主义倡导以我们自己的信念系统为出发点，并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范围，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那么“不同制度化的文化之间能不能交流”以及“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就不得不考虑。罗蒂以发挥奎因、戴维森等人的整体论的方式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回答。在罗蒂看来，如果我们持有传统较强的理性观，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些“必然真理”，而这些“必然真理”就成了不同文化间交流的障碍，以至于造成文化之间的武力抗争。例如，文化为了保护自己，它可以凭借官僚和警察，而不是“语言规则”和“合理性标准”，把某些认识和主张制度化，并使那些不持有这些信念的人遭受惩罚。但是，如果我们采纳了奎因的整体论，把研究看作是对诸信念系统的不断再编织，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我们与其他共同体和文化的交流，不应当被看作是在来自不可比较的第一前提的不可调和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38]我们不能像看待各种不同的几何学范式那样，看待各种不同的文化：“各种不同的几何学是互不相容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公理结构和相互矛盾的公理。它们是被设计成互不相容的。各种文化并未经此设计，而且不具有公理结构。”[39]另外，奎因批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和戴维森批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的部分意义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同一文化的不同成员所持有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40]由这种区别所导致的交流困难，只是说明了为什么其他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见不同时的困难，只是在重新编织我们的信念系统以使分歧现象与我们已有的其他信念相融洽时出现的困难。因此，奎因在解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实证主义区别时的论证，也可以用来处理人类学家在文化之间和文化内的现象之间所作的区别。[41]

第三，历史主义的进步观。新实用主义认为，任何研究，除了对话的限制之外，不存在任何限制。那么，这种对话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终点”呢？罗蒂指出，一旦我们放弃了对强理性和客观性的追求，我们就不会再像科学主义那样认为：人类的研究活动会聚合到理想极限点上，好像客观真理就存在在这个理想极限点上，等待人类通过研究去发现它。那种认为有一个理想终点的唯科学主义主张是想把一种宗教观念带进文化的不幸企图。罗蒂主张抛弃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进步观，而采纳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进步观。罗蒂认为，“说我们认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像库恩那样说，我们凭着‘事后诸葛亮’把过去的一切说成是一种进步。但我们能追寻这样一条道路的足迹并不意味着，我们更加接近于一个存在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目标。……，费耶阿本德正确地指出，我们应当放弃把研究及一般的人类活动看作是在聚合而不是在繁衍、是在走向越来越统一而不是越来越多样的隐喻。因此，所谓人类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有趣的事、成为更有趣的人，而不是朝着某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迈进。”[42]总之，按照罗蒂的历史主义进步观，科学家与客观真理的必然联系被完全解构了。

虽然“科学”并不具有客观真理的垄断权，但是它还是可以作为亲和性的样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领域具有较好的组织秩序。在罗蒂看来，科学界之所以不像政治界那么腐败，原因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形式更有利于维持一个较好的秩序。因此，科学领域中良好的制度可以为文化其他部门的组织形式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第二，科学家拥有乐于倾听等好的美德。虽然自然科学是一个有较好秩序的领域，但是当我们在说明科学的“有序”时，我们并不认为科学家有一个其他人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认为他们得益于某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硬性”。我们应当认为，科学共同体中的良好秩序与科学家的一些道德德性有关：他们乐于倾听同事的意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观点、在讨论具体科学问题时强调求同存异而不是千篇一律等等。科学家的这些美德更容易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和。第三，科学领域具有更多的“非强制的一致性”。在罗蒂看来，虽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是自然科学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更注重说服而不是压服，因此自然科学具有更多的“非强制的一致 ”，这也是自然科学更具有亲和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之，在罗蒂所憧憬的后哲学文化中，科学家将不再是客观真理的代言人而只是亲和性的倡导者。

参考文献：

[1] 罗蒂：“实用主义的理性和文化差异观”，蒋劲松译，《哲学译丛》，1994/05

[2] 罗蒂：“实用主义的理性和文化差异观”，蒋劲松译，《哲学译丛》，1994/05

[3]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版，中译本序，p.11

[4]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6

[5]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61

[6]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 28

[7] 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p.240

[8]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37

[9]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p.81

[10]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p.82

[11]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3

[12]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1

[13]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2

[14]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