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指出，当前在对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社会科学方法产生质疑时，狄尔泰的解释学观念得到了复活，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作出明确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只是进行说明，而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方法则可以增进我们的理解，即解释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比在自然科学中能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对于狄尔泰及其辩护者们的这种观点，罗蒂是坚决反对的。罗蒂认为在那些坚持“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的人和那些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更具解释学意义的人之间的争论是被错误地描绘成一场关于方法的争论。罗蒂认为，“关于方法的争论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对如何达到该目标在方式上意见不一致。” [24]他指出，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和解释学的社会科学这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两个不同的有竞争力的目标之间的争论：前者的目标是对事物进行说明，后者的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等。罗蒂认为，“说明”和“理解”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说明”仅仅是一个人想要进行预测和控制时寻求的一种理解。[25]

与此相反，与狄尔泰及其辩护者们持不同意见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得到了罗蒂的推崇。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为“解释学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尽管罗蒂说，似乎可以“合乎情理地把伽达默尔这本书称作反对方法观念本身的一个宣言”，但是，对于坚决反对真理“与实在相符合”的罗蒂而言，伽达默尔的上述观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他的赞同，罗蒂指出，“‘解释学’不是一门学科的名字，也不是达到认识论未能达到的那种结果的方法，更不是一种纲领。”[26]罗蒂认为，“伽达默尔发展了一种‘效果历史意识’（那种对改变着我们的过去的意识）概念以形容一种态度，它与其说关心世界上的存在物或关心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如说关心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能从自然和历史中攫取什么。按照这种态度，正确获得（关于原子和虚空，或关于欧洲史）事实，仅只是发现一种新的、更有趣的表达我们自己、从而去应付世界的方式的准备。”[27]对于只追求提高人类的预测和控制能力而不关心理论是否客观、是不是真理的罗蒂来说，这种态度以及解释学中移情和体验等方法无疑深得其心。罗蒂自己也称，“按照与认识论的或技术的观点相对立的教育的观点看，谈论事物的方式，比据有真理更重要。”[28]因此，在他看来，解释学体现的是要求哲学不受“程序化”的限制和对照。事实上，社会学家、精神分析专家等一直都在使用这类方法。

第四，语言工具论  毫无疑问，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如果舍弃我们的语言，我们就没有办法思考世界。罗蒂从库恩等历史主义者那里认识到“用来表达所谓不朽真理的词汇的可朽性”，[29]罗蒂认为无论是语词的使用还是研究的开展都不能脱离“我们”这个共同体观念及其需要和目标，因而我们其实不太可能借助语言描绘出客观的实在，我们也无法回答我们是否真的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因此，跟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不同（前者始终想追求和发现现象背后的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应使用不带价值判断的、非人化的术语对事物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说明，似乎语言是外在世界的表象，罗蒂对这两种观点都予以反驳），在罗蒂看来，要从我们的语言游戏外边到一个以语言为框架和以世界为内容之间关系的描述是无路可走的，我们没有办法对关于世界的各种描述进行比较。[30]罗蒂认为，语言并不是外物的表象，与杜威一样，他告诉我们应当“把语词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问题内在本质的表象。” [31]即把语言看作是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描绘实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物，罗蒂认为这样一种看待语言的方式，将带来诸多方便，避免很多麻烦，“这种戴维森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不像笛卡尔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以康德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传统把思想实体化那样把语言实体化。”[32]而且，只要我们接受“语词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内在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语言工具论，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在“说明”和“理解”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缺乏内在联系，也就不会认为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比解释学的社会科学“更科学”或相反。[33]

三、罗蒂以亲和性取代科学客观性的基本思想

在罗蒂看来，科学主义者之所以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在提供着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之所以把合理性看成是运用事先制定的准则，正是因为他们渴望着一种客观性。因此，当罗蒂把合理性弱化为“有教养”、“一系列的道德德性”或宽容性之后，就自然地要处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问题，或者说通过处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进一步阐述他的弱理性观。罗蒂指出，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自然科学一直假定，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所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图景，可以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真实的而又完全的描述，这就是科学的描述。只有自然科学才能为人类提供“客观真理”（即作为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而只有科学家才能使人类与客观真理保持联系。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判断一切文化形态或成果是否正确、是否可以称得上是真理，都必须依照自然科学这个典范加以衡量。在这种传统观念中，由于宇宙已被充分的非人格化了，美、善等开始被看作是主观的东西。科学认为自己是“客观的”，而其它的则是完全“主观的”或“相对的”。这就造成真理与信念、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之间的二元对立。罗蒂说，其实这是对科学的误解。“这些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棘手、麻烦的工具。它们不能用来划分文化；它们造成的困难比其解决的还多。”[34]因此，为自然科学和其他的学科指派不同的“客观度”或“强硬度”是没有任何意思的。我们应当干脆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而代之以“亲和性”。

那么，什么是亲和性呢？它与客观性有何区别呢？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呢？所谓客观性（Objectivity）是指真理具有独立或外在于社会和人类的客观实在性。而所谓亲和性（Solidarity）则是指某社会团体中在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即主体间的非强制的一致性，或主体间性。罗蒂指出，善于思考的人类一直企图以两种主要方式使人类生活与其他领域联系起来，以便使生活具有意义。第一种方式是描述他们对某社会作出的贡献的历史，它说明了人类追求亲和性的愿望；第二种方式是在他们与非人的现实的直接关系中来描述自己的存在，它说明了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对罗蒂来说，以追求真理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一直企图追求客观性。在希腊时期，柏拉图借助知识和意见、实在与显象之间的区别，发展了一种以直接方式与事物本质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启蒙时代，人们又进一步把牛顿式的自然科学家当作知识分子的楷模。在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看来，应当按照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图景建立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机构，这些机构应与自然界符合一致。“我们都是这一客观主义传统的子孙，这个传统的中心假设是，我们必须尽可能长久地跨出我们的社会局限，以便根据某种超越它的东西来考察它，这也就是说，这个超越物是我们社会与每一个其他的实在的和可能的人类社会所共同具有的。这个传统梦想着这样一种最终将达到的社会，它将超越自然和社会的区别；这个社会将展现一种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性，因为它表现出一种非历史的人性。现代思想生活的修辞学中很大一部分都把下述信念视为当然：对人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去理解‘基础结构’，‘文化中的不变因素’或‘生物决定论模式’。”[35]由于这个文化传统想以客观性为根据，所以它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实在相符合。于是，它必须建立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将会考虑信念与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客体将会使真信念与假信念区别开来，并且由此也产生了证明信念为真或为假的普遍方法和阐述此类证明方法的认识论。“按他们的观点，各种方法都被看成是由某一文化提供的合理证明法，它们实际上也许是也许不是合理的。为了成为真正合理的，证明方法必须达至真理、达至与实在的符合、达至事物的内在性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