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教育科学
【关 键 词】 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教育公正，农民工子女，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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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要求在流入地就业的农民工缴纳一年以上的养老保险金，并收取一定的借读费用”（2008）。
中央的“卸责”还体现在“分税制”上，一方面中央加大对财政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又要求地方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 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当“地方政府无力支撑供给责任时，只能采取体制外的手段进行应对” (曲正伟，周小虎，2008)。
    据数字统计,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 （李润洲，2002）。到2009 年为止，我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占GDP 的比例仅为2.4%，而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1%（黄立江，2011）。从教育经费拨款管道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中，“乡镇担负78%左右，县财政担负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担负2%，由此看来地方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政府来说，教育经费是按户籍学生数下拨的，不可能让外来人口享有当地纳税人办的义务教育（赵洁，2004）。因此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收费流入地应当一视同仁但是仍然存在着额外的收费，包括像“借读费”、“赞助费”等等。
2.2.2“建立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2008）
    一方面为了配合执行中央的教育政策，另一方面当地教育部门出于学校之间的竞争的压力 （学校的优势由本地生的升学率来体现）。还出于“当地居民要求民工子女教育集中接纳，把公办资源让给当地学生”的呼声。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在城市教育中被分割出去，农民工子女接受的是现实存在的‘在城市中的农村教育’”(曲正伟，周小虎，2008)。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包括办学条件差、管理水平低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以及安全方面的问题等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总体较差（孟静静，2010）。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即使在形式上体现了一定的教育公平性，但是农民工子女难以真正享得优质教育资源，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待遇。
3.对农民工研究的片面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的教育政策的不公平
    “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之后，农民工一般被称为‘盲流’”（张慧瑜，2008）。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群体是“城市边缘人”罗霞（ 2007），“双重边缘人”(唐斌，2002) “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 这些带有偏见的对农民工的定义毫无疑问影响人们对此群体的正确认识及政府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4.农民工内部本身的不同
    夏国锋 （2008）在进行农民工分层的研究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对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的要求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其中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 高的农民工开始追求和享受优质的教育，但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农民工，他们的子女还经历着各种的教育不平等对待。因此如果教育政策的制定只是着眼于农民工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那部分的要求的话，教育政策仍然是有失公允的。
四.教育政策制定的必然性、意义及反思
    从教育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分析教育政策制定的必然性和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教育政策的公平性有更好的理解。
Boudon(1974)提出的“最高点效应”（ceiling effect）。当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的教育机会逐渐达到饱和时，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即会随之增加，不平等的差距也就渐渐缩小，但Halsey (1980)也指出虽然不平等差距缩小，但是在质的提升方面，远远不及前者。即使政府投入经费进行教育机会扩充或实施补偿教育，其实效果并不如预期，农民工子女依旧没有相等的成功机会，入学机会，社会流动性降低，包含了一定比例的“社会阶级再制造”。事实上，“社会上不少学童由于社经地位或文化种族背景上的差异而未能充分享用制度上所给与的形式上的教育机会” （曾，2002，页7）。教育扩展“先有后分”的原则。教育扩展不一定会使教育机会分配更趋向公平，但是不扩展则肯定无法改变弱势群体的状态。也就是说，需先有可供分配的“机会”才谈平等分配的原则…… (Nielsen, 1985)。从教育的合法性功能角度来看，为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求，教育机构应不断增加。从功利主义的诉求角度来看，教育扩展即使没能立即救济社会不平等，在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上仍有正面意义（庄，1998，页408-4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颁布，2006年修订）第十二条 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2003年国务院颁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虽然这个政策本身还存在一定的“教育公平”上的限制，但是也是对 《义务教育法》的一种“补偿性”政策，并力求打破户籍制度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障碍。在用各种方式如：补偿教育，综合教育，积极性分歧待遇等追求教育成果均等时，应考虑是否造成“相对剥夺”（relativedeprivation）如：农民工子女入学等有可能剥夺了流入地地方子女的教育资源。
五.一些可能的做法
打破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保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上海，北京等地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从社会流动的需要而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必将影响教育政策的有利于教育公平的方向改变）；城乡的融合教育， “不同背景的孩子在同一班，差异其实就是一种教育，智慧的教育就是善于利用这种资源去组织学生共同发展”而且“学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民工子女为校争光”这个也正好符合了曾（2006）关于教育的诠释。
六.结论
Coleman (1968) 指出: 教育机会均等，是只能接近, 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曾（1998）认为：“在教育政策领域内，问题并不是如何实现教育均等，而是如何尽量消减教育的不均等……”各种教育政策都旨在“减低社经环境及世袭因素对教育机会以至结果的影响，并力求使孩子能享有更均等的机会去发挥及表现他们的智慧以至潜能” （页139）。在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教育政策制定者必然要制定有助于减少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政策。
参考书目
程志军（2007）。从社会分层角度看流动人口犯罪的生成。吉林大学，p. 5-15。
黄立江（2011）。教育公平视角下的教育风险及其规避。经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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