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家属自杀：持久的战争也给人们带来了强烈不安全感、压力感与厌世心态，再加上没有经济的保障，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身处乱世，迫使人们只有首先考虑活下来，才能顾及其他。1943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官员闻炳杨的妻子因为向其丈夫要求购买一件尼大衣未成而自杀，“查得服毒人闻王氏……，于昨日上午十时要她丈夫闻炳杨购买尼大衣一件未遂，故引起口角，后至本日上午十一时自杀”。正常状态下，财政部官员的妻子，要求丈夫给自己买一件尼大衣，是非常合乎情理也符合其身份的事情，自杀的结果给人以违背常理的感觉，其实不然，面临战时经济困难的大环境，容不得填饱肚子之前，还要兼顾一些额外的“奢侈”。此类因经济困难买不了一件大衣的自杀情况并不单一，例如“洪张氏因天寒拟置办冬季大衣，而其丈夫洪子范因手中拮据，不允乃生口角，该洪张氏随后自杀。”“沙文娥……，因天寒欲购大衣向其母沙余氏索款二千元未遂……，随后服毒自杀。一件大衣引起的自杀事件背后透漏了家庭经济困难的窘境。

　　投机商的自杀：对于擅长钻研于市场的投机商来说，他们的频繁自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上海经济恶化的客观现实，成为战时上海经济走势的一个风向标。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历来都是投机商所青睐的乐土。孤岛时期，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仍然正常运转，民族工商业、投机商人不计其数，引来了大量的投机买卖，然而，“自欧战恶化以来，中国政府声明竭力维持汇率，同时各地华军捷报频传，租界当局稳定物价，又严厉执行取缔囤积，市民实行节衣缩食，因此市场过于供，囤货者大受打击，近日已有若干面纱行号，因受客累而倒闭，近日之上海市场，已有1929年美国经济恐慌之现象，囤货者要卖出货物，竟比当初买进时更困难，大受打击，无法料理，破产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因为频繁的自杀事件，投机商甚至遭到旅馆、酒楼“歧视”。“以前上海市场因畸形繁荣，旅馆酒楼都会客满，主要由于一批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特别是纱花帮的多头商”。这些昔日风光的投机商“经常呼朋引类在游乐场尽情享受，旅馆侍役见了这些神气十足的暴发户，无不竭力奉承。可是，如今的时令大不同了，他们到旅馆来开房间，照例要出示市民证，侍役看见证上写的是纱花帮商人，往往托词‘客满’而拒绝接待。原来此时有不少纱布商，因为实力比较微薄，银行催收欠款，逼得走投无路，只能辟室自杀。租界中心有很多大旅馆发生了这类事情，敌伪虽禁止各报登载，但已尽人皆知。”

　　在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府操控下，市场瞬息万变，尽管租界当局努力维持正常秩序，首先遭受打击的仍是各类投机商，特别是沦陷后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政权实施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在经济方面，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冻结资产资金，阻断流通，物资定量统配，导致市内物资匮乏，生产下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业无不严重衰退。很多投机商无法抗拒破产带来的压力，自杀结束生命。“住居善铁路荣康别墅二十四号之无锡人丁春舫，年卅四岁，素业棉纱，最近因投机棉纱，不了一再跌价，致亏损卅余万元，倾家荡产，复不敷巨，丁以一时悔恨交加，遂萌死念，于昨晨二时许突吞生鸦片自杀，至家人发觉，知其服毒，急送红十字会医院救治，惟中毒已深，延至清晨三时许毙命，昨经报验后，尸体移乐园殡仪馆待殓。”丁春舫自杀之前，一直在上海经营棉纱业，与其他投机商一样，在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之际，伺机而行，开始囤积，无奈拗不过侵略者的经济管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也有投机商企图在乱世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来到上海，然而梦想最终未能实现，反而丢掉了性命。杭州人胡世康，37岁，原在杭州开设钱庄，夏天携带巨款来上海，但因为“命途多舛，环境逼人”，导致“投机失败，亏负累累”，最后，自萌短见，跳楼自杀身死。上海人施菊火、浙江人陈宝春的自杀，代表了一些为了生计而投机的小投机商命运。“施菊火，年卅二岁，寄居沪西武定路一八一弄十号其亲戚林姓家中曾在纱布交易所为职员，现充洋行跑街”近因生计艰难，从事投机，无奈“投机失败，负债颇巨，无法清理，萌厌世之念，于昨晚八时许，施菊火带其七龄女孩名九玉，由家出外，至外滩十一号码头，抱其小女纵身投浦自尽，后经二三三五号华捕瞥见，设法将其救起，召救护车送入仁济医院救治。”1944年10月，浙江温州籍商人陈宝春投机旧货失败，服毒自杀。自杀之前，陈宝春一直经营布业生意，且家境颇丰，战后生意不佳改行从事旧货行业，等到10月，高昂的物价使其一家实在难以维持生计。警察局在调查其自杀经过时，留有笔录：“……问：你为何自杀?答：我原来经营布业，营业失败后致家道中落，现下做旧货生意，因投机生意不佳，家有妻金氏年廿六岁、有女名兰秀年九岁，生活无法维持。问：你在何处吃的何物?答：我于昨日下午八时半在三朋旅馆七十二号房间至今晨三时许将自己在马路上买来的擦铜油吞服少许。问：你自杀有别样情形吗?答：并无别的原因实系受经济压迫。”可见他是早已买好自杀所有的擦铜油，辟馆住了一夜后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自杀。陈宝春并不是“一时气氛”“想不开”，而是投机失败致家庭经济压力，百般无奈，最后决定自杀。

　　舞女、妓女的自杀：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从外地来到上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与自己心爱、值得信赖的人安全踏实地在一起，即使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也可以聊以自慰。然而，很多理想的画面都会被现实的无奈和人性的自私破坏。舞女姚青萍的自杀使人不禁发出同情之声，25岁的她由南京来上海，在南京期间，并无职业，到上海后迫于生活压力，在当时的静安寺路立德而舞场为舞女，其他并无住址。1944年1月间，在舞场认识舞客袁子良，经过两个月的接触，认为此人可以托付，姚青萍希望从此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情感和生活有所依靠，随即同意与袁子良“租赁桃源路154号居住”。但不久后，“遭遗弃不别而行，生活无着”，等待她的是悲惨的下场，于3月底萌厌世之念，“吞服在南市购得之鸦片烟泡半只意图自杀。”

　　与舞女命运有相似之处的，还有身世凄惨的妓女。来自江苏苏州的王秀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为了缓解家庭压力，19岁的她在别人帮忙介绍下，从事妓女职业。随着上海经济压力日增，身为妓女的她“生意清淡”，另外，“家中七十岁的老父亲卧病在床”，再加上“家中经济甚为困难”，“遂萌厌世之念，乘其父睡熟之时，将其父备有之安眠药片七片，于本日(1944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在三楼洋台上被人吞服，意图自尽。”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当所有的不幸都接踵而至、无法承受时，自杀也许会成为唯一的最无奈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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