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度经济困难导致自杀

　　抗战以来，上海市民承受着来自战争造成的多方压力，其中，经济紧张造成的生活压力无疑是异常的。时人感叹到：“别说‘三月不知肉滋味’，连每天两餐薄粥也常常要做‘无米之炊’，衣、住、行，自然是更无暇顾及了。有的因为职业上太薄的收入，填不饱肚子，可是为了一己以及一家的生活，鞠躬尽瘁，操劳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足，以致体力日亏，害了肺病死的。有的因为衣、食、住太坏，害了病症，即使是最普通的，最易治疗的疾病，也无力延医购药，把生命糟蹋了的。有的因为在饭粥汤里搀着说是充饥的‘观音粉(是一种石子细粉)’，吃坏了肠胃，牺牲了生命。有的因为负债累累，告贷无门，来一个‘全家自杀’……”。

　　抗战前后的生活费用和物价上涨指数最能体现市民的经济困难程度。假如1936年时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3月时，食品的价格是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常杂品是599。1937年11月，日本对上海南部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南市变得相当繁荣，但如今也萧条了。对于中国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对于外国人而言，则每月的生活费上涨将近9个百分点。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显示，物价“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经济压迫使许多人的生活江河日下，上海失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份自在和悠闲，自杀成为被迫无奈的选择。

　　如皋人张得胜，今年53岁，前在南市薛家浜平安街开设面店营业，老父张道群尚健在，今年七十五岁，依张生活，张妻吴氏，今年50岁，生两子两女，长子荣泉，今年十九岁，次子荣生，仅七岁，以前一家老幼，同居一处，自前年八一三战事发生，南市沦陷，张举家住法租界劳神父路四七四号，开设大饼营业……，张因感战后经济困迫，受刺甚深，翌日上午张做过早市生意，至三楼亭子间内垂卧，百感交集，顿生短见，乃用利剪自宫、割破肾自杀，至十一点五十分时，由其子上楼发现……。

　　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张德胜一家住在南市经营面店，最起码张德胜夫妇、长子张荣泉，可以挣得收入，在南市闹街靠生意应该可以依赖店面勉强维持生活，即使生活捉肩见肘，也不会因外界的刺激(战争导致环境的混乱和心理的压力)而自杀。时人感叹到：“在上海这种地方，自杀案件的发生，几乎无日无之，尤其是近来物价高涨以后，自杀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生活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酷，使一部分弱者走上了自我毁灭的路了，想起来真实令人伤心。”

　　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人并非局限于张德胜一样的社会底层民众。据《申报》报道，此类自杀事件涉及各个群体、阶层和职业。

　　自由职业者的自杀：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况以及自杀选择，实乃战时收入减少、物价高涨、环境恶劣等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饱含着令人心酸的故事。抗战爆发前红极一时的故事家董一萍的自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向在各电台播音之故事家董一萍，浦东人，年三十六岁，妻周氏，年三十四岁，生有一子，名荣儿，年八岁，现与其岳母同住于英租界长沙路一六O号立兴煤炭店前楼，董在全沪故事家中，系历史最久之一人，曾经红极一时，董于三四年前，曾一度放弃播音生涯，设肆营业于虹口之秋思威路，八一三时，悉毁于炮火，为维持生计，重弹旧调，又操播音生涯，收入虽尚不恶，但常入不敷出，旋又患病数月，境况益窘，为欲维持一家生计，不待病愈，仍继续出外播音，致旧病复发，历久未愈，乃妻旋亦患病，董乃心萌自杀之念。

　　前曾一度服毒图尽，幸被发觉得救，迨至日前周氏(董之岳母)女二人，声言外出设法，但一去之后，数日不返，留下八龄幼子与董二人，曾绝粮三日，至上月二十九日，董命子至新闸路成都路源丰当友人蔡某处借得二元，不料中途被流氓欺其年幼，出其不意，突然抢去逃逸。董受此刺激，又重萌厌世之念，遂写成绝命书四封，留于桌上，于夜间哄其子睡熟后，即悬梁自杀，经发觉获救，现董妻周氏，尚不知暂居何处，董及其友作极盼其早日归去，如有知周氏下落而能转达者，实为功德。”

　　与董一萍相似的自由职业者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如开设成衣店的刘得发自杀、拉车人鲁戴氏自杀、小贩张得胜自杀、洋行职员梁台堦自杀、女佣张爱卿自杀、木匠张金生自杀等等。

　　公务员的自杀：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生活较其他社会群体更有保障，然而，抗战以来尤其是沦陷之后的上海，他们也一样经历着生活压力带来的痛苦。公务员曹福昌(男，60岁，江苏人，住南黄陂路596弄41号，身份证154279号)，1944年2月底，“在本局拘留所边门外铁栏上悬梁自缢”。自杀之前，曹福昌一直任职于“前法租界警务处当充二等副督察，迄自法租界收还以来，改任为初级副巡官，服务于本局行政股。”曹福昌一家共有人口九人，“每月费用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而在“行政股”任职期间，每月收入为“一千八百余元”，“不敷家用”。在职期间，“该员秉性诚实，素无交际，服务警察局以来，不事副业，向无分文储蓄，故目前家用所缺除向少数亲友告贷外，不得已变卖所有家具”，尽管如此，随着“近来生活程度日涨，长此以往，维持乏法，薪金所入依旧，而家用无法减少，时常自怨自艾，精神颓废不振，且年事已高，无法打破目前恶劣环境，深觉前途茫茫，乃萌厌世之念，屡向其妻曹陆氏谈及意图自杀，曹妻为预防以外起见于一日前将公事手枪藏于箱底。”及至2月28日，“该员因家用款项告缺，想及虽抵月终尚未领得薪金，心中郁郁。经数月来沉积之怨念，该员神经稍形错乱，无法自解，竟再三向其妻提及此事”。29日，曹福昌照常上班，“闻本日不发薪金，虽系细事，无奈该员神经失常，顿觉不乐，于上午十时许赴厕所小便，行经拘留所边门外，一时糊涂发生厌世之念，取下裤袋悬于门上铁栏，自缢图尽。”被人发现解救后，曹福昌自杀未遂，在叙述家庭情况时，不禁使人感受到他身上沉沉的家庭重担。“余有子一名曹龙根，年十五岁，现在大同路永安造纸厂学徒，有一女名曹淑君，嫁于李孟德，现小婿赴重庆经商，每月汇来中储券一千元。余妻因生活艰难无法维持，带外孙五名(年三岁至十四岁)共来同居，由余负担。除上述人口外，尚有内人曹陆氏及堂弟妇曹叶氏共同居住，故家庭负担依照目前生活程度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自租界收回以还，薪金未增，而生活日涨，家中所有家具每月变卖，渐逐减少，长此以往，无法继续，最近一、二月想及环境即郁郁不乐，时萌自杀之念，屡向内人提及……。”在这一系列压力之下，曹福昌依旧坚持上班，但等到29日那天，曹福昌在单位听到当日不发薪金，念及家中急需用款，情急之下，“余一时怨恨，顿生厌世之念”，随后便悬梁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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