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军侵华战争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上海亦遭到重大创伤，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完全沦陷以后，进入最黑暗最艰苦时期。受到战争、逃亡、失业、战乱、恐怖、统制等影响，导致很多人无法生存而自杀，其中，比较能够引起舆论关注且反映社会生存状态的自杀事件包括：经历颠沛流离的避难、逃难，而后自杀;难以承受战时恶劣经济环境与高昂物价，因生活紧张、经济困难而自杀;无法应对失业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对社会失望导致的自杀;遭受日军布置的烟、赌陷阱侵害而自杀等等。这些自杀情况的发生，基本上都是直接或间接因战争难以生存才结束生命，与抗战爆发之前正常社会下的自杀事件相比，具有相对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战时上海社会生存状态及社会心理，也是佐证日军侵华的有力罪证之一。

　　关键词：抗战;上海;自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难民、离婚、毒品、赌博、娼妓等明显的社会问题，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自杀这一社会问题的论著，相对偏少，暂时未见关于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自杀问题的专门研究。自杀是人的内心世界、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紧张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研究自杀行为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事件，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文以上海档案馆资料以及抗战期间《申报》报道为主，考察抗战时期上海社会自杀事件，回顾战时上海社会经历的灾难。同时，通过研究，累积日军侵华罪证，学术界有很多研究，梳理了日军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统计(包括人口、经济、文化等)，其中关于日军残忍野蛮的论述多集中于对普通民众的直接杀害，未见将“因战争导致国人自杀的统计”纳入到具体灾难中的相关论著，笔者认为，受战争影响导致的大量自杀事件，理所当然也是记录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

　　目前，从可掌握的资料看，1937-1945年间，上海社会自杀人数情况大致如下表：

　　1937-1945年上海社会自杀人数统计 年份 性别 人数 合计(人) 1937

　　(7-12月) 男 12 17 女 5 1938 男 24 32 女 8 1939 男 133 234 女 101 1940 男 44 74 女 30 1941 男 46 78 女 32 1942 男 31 51 女 20 1943 男 34 50 女 16 1944 男 51 146 女 95 1945 男 331 879 女 548 总计 男 706 1561 女 855 1939年成为抗战以来上海社会自杀的第一个高峰，引起时人的关注，“上海自从沦为孤岛，自杀事件，较前更多，本报社会版，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记载，而且日必二三起，自杀之风，可谓盛矣!”1945年，自杀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前七年自杀人数总和。由于发生在多方势力控制的战时国际化大都市，自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显得更加复杂丰富，呈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时代背景及特点

　　一、在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中自杀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无数人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难、避难的人口形成规模空前的难民潮，对整个社会及难民自身内心造成深远影响。整个抗战过程中，大约有一亿中国人成为难民。上海在1937年8月直接受到战火袭击后，难民潮水般地涌向公共租界法租界寻求避难……战争的浩劫使许多人突然之间成为难民，而一个在此时失去生计的人，他的生活立即充满了危险、饥饿、耻辱、依附、丧失机会、前途渺茫。在无数的难民中，许多人哭号求助，大量家庭妻离子散，狭窄的街道上回荡着那些寻找亲人的难民此起彼伏的哭喊。在疲劳和饥饿中昏厥病倒的人数不胜数。仅有13平方公里的公共租界上，就有50多万难民。很多难民生活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本身丧失希望的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刺激，自杀便很容易成为结束痛苦最直截了当的选择，因为留给他们的只有贫困潦倒和惊慌恐惧。

　　在成为孤岛之前，很多人还抱有很大幻想，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肆意妄为，等到11月份国民党军正式撤退，日军开始进一步蠢蠢欲动时，上海民众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逃难。到上海避难的难民，没有固定居所，不外乎挤进难民营、寄居亲友处或流落街头，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再加上面对冷落的人情、陌生且不安全的环境，仅仅靠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罗明杨，籍贯不详，35岁，家乡沦陷后避难来沪，一年余之后，因为在上海“经济支拙、达于极点，”1939年4月15日，“在福州路浙江路中州旅社二十五号房间事前缮就遗书一通，忽萌短见，服毒自杀，嗣经发觉，载送仁济医院，施救无效，未几毙命。”浙江绍兴籍少年“蒋裕生，现年十七岁，于沪战爆发后，家人逃散，存亡莫卜，裕生辗转流离，依居沪西法华西镇友人处，日渐贩卖糖果或棒冰，近因生活增高，且连日大雨，致本钱坐吃净尽，裕生一筹莫展，顿萌死念，遂于昨晚吞服鸦片自尽，后经同居发觉，急送附近医院救治，闻受毒已深，性命危殆。”

　　比外地来到上海避难、最后自杀的人们更为辗转的是，还有人经历了从上海逃离至家乡，因家乡同样被日军占领，辗转又返回上海，最后自杀。“八一三”炮声之后，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难以正常安居，都转移到租界来。仅“八一三”这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也有很多为了躲避战争逃离上海的。可是，这些逃离上海的难民很快发现自己的家乡也遭到战争摧残，而后又返回上海，但今非昔比，上海的环境使得他们不再像之前一样适应，无奈之下自杀而死。“江苏扬州籍青年陈锦才，22岁，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战后随即返乡避难。但自从1937年12月扬州被日军占领后，就一直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之下。在无法安身立命之后，陈锦才又返回上海，因为没有住所，寄居在朋友处。在经过一段重新寻找工作的时间后，并没有成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

　　因人数太多，租界当局考虑到安全、稳定、资源紧张等问题，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衣物、粮食，一面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分批“遣送”回籍。但是，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被“遣送”回籍的难民和新来的难民源源而来，这些人的家乡被日军蹂躏，对日军无不切齿痛恨。这种反复逃难，最后又来到上海无法生存竟而自杀的现象，一直都有延续。江苏无锡人程文若在其妻子自杀后接受调查时说到：“缘因民国二十六年沪战爆发，余阖家避难至伊姊薛张氏(无锡乡间)处，不久战事西迁，无锡亦遭受波及致乡间受洗劫，无有幸免者。薛张氏家亦被抢夺一空，怪其妹搬居伊处之故而遭洗劫，余妻因而遭受刺激，精神失常，夜不思眠……，因此而厌生自杀。”

　　与绝大多数避难的外地人同病相怜，上海市籍难民也难有安身立命之处。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时，上海市区人口大约在三百万人以上。日本侵略者认为租界人口过度集中，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想把非生产人口疏散出去，留下产业工人为他们的战时经济服务。1941年12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发表公告：“凡人民欲由上海警戒线外迁居界内者，须得本队许可，由界内迁出者同，但回籍人民不受此项限制。30日，日本侵略者指使公共租界、法租界发表劝告人民回乡的布告。但是，上海市民大都无乡可归，即使是有乡可回，则因家乡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亲戚朋友惨遭杀害，因此也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海上飘零客了。”与外省市来沪避难的难民情况一样，家住上海南市(今陆家浜路地区)的上海籍市民何顾氏，因为骚乱，全家到公共租界避难，避难过程中，导致其全家“流离失所、财产洗荡”，原本安逸的生活被残酷破坏，因而“愤懑异常”，遂在“成都路丰昌米店”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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