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们阖家欢乐。

　　亡志贤。

　　十二月十三日

　　遗书五：

　　卜先生鉴：

　　自从停职至今已有二个月了，我现今自杀了，我的哥哥在你行中服务，倘有经济不足，无力把我的尸体安埋，请先生舟济。谢谢!

　　亡者志贤。

　　十二月十三日

　　张志贤于1943年12月10日入住宁兴旅社，一直等到12月13日才决定自杀，已足足思考犹豫了三天，留下的五封遗书中不仅细述了生活怎样的艰难，而且也表达了对家人、亲友的感激与还念。对于自杀，张志贤除了抱怨上海生存环境困难之外，没有埋怨自己及其他任何人，甚至对将其革职的老板“卜先生”也没有怨言，反而专门为其留了一封遗书，希望他能帮助同在其行工作的胞兄“奎哥”。尽管遗书中关于其“为什么失业”，始终未肯透漏，仅在给“建奎胞兄”中的遗书中提到“我在上海受着种种之关系，已离开哥哥……”。不管怎样，最明显的事实是，当时的上海，仅仅失业两个月，已足已导致一个人无法生活。

　　四、侵略急先锋：“烟”“赌”造成的自杀

　　上海抗战八年，人民生活备受煎熬，社会风气也败坏到极点，尤其是“三害”：烟、赌、毒。因赌博导致的各类自杀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公司学徒郭新康“赌博输负致经济压迫”而自杀;国际饭店侍者头目孙国梁“赌博输巨”后自杀;汉口路食品店账房张连生“因赌负输”自杀;供职于银行业的浙江籍男子方谔因赌负输在当时的四马路振华旅馆吞服药水自杀;江苏苏州籍女子谢君秋“因赌负输”“吞服生鸦片自杀”等等。

　　在赌市中，以南市和沪西地区最为泛滥，“南市九亩地一带到处有燕子窝……，南市和沪西特区恶劣环境滋生了泛滥的赌博。”丧命于此也不足为怪，1943年2月20日，家住厦门路的江苏无锡籍男子沈和祥“因性嗜赌，近日往南市赌台赌负，衣物典当一空”，然后到“浏河路华安旅馆，因赌负顿生厌世之念”。因南市、沪西地区频繁发生因赌博丧生的事件，时人予以强烈关注，一方面借此揭露侵略者的“虚假繁荣”政策，谴责日军布置的陷阱;同时告诫国人不要心存侥幸，真爱生命、远离“魔窟”。

　　从这许多自杀事件里，反映出孤岛的生活是怎样的艰难，和环境是怎样的恶劣了。譬如：本报三日社会版所载：盐城人张连生，年四十一岁，在汉口路美味斋食品店充当账席，最近耳闻沪西赌风甚炽，不觉引起好奇之心，每晚收市后，潜往赌窟，希图侥幸，但虎阱之内，安有完璧，故未及数宵，已将所有血汗积蓄输尽，甚且拖延店账五十元，而小月底又将届临，实在无法弥补，一时情急，唯恐无颜见人，遂吞服毒品自杀。这正告诉我们：孤岛边缘的所谓王道乐土一中，设着的陷阱是多么的危险，和建立在敌人刺刀上的伪组织，所布施的“繁荣政策”是多么的可怕!

　　关于丧生在沪西赌窟里的事件，我们时有所闻，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则前有国际饭店侍役桑国才的跳楼自杀，和而今张连生事件，我们深信，社会上一般对于桑张二人的自杀，不会给予错误的同情，而且还要唾骂。理由很简单，敌人布置好陷阱在诱惑你入彀，为什么要效飞蛾之扑火，自取灭亡。何况赌博原是罪恶，本不该好奇，而希图侥幸。

　　时人将当时的“烟”和“赌”比喻成“两个吃人不眨眼的急先锋”。“敌人的铁蹄，一践踏到什么地方，他立刻带给你们两个‘亡国灭种’的坏家伙，也就是侵略的急先锋——第一是‘烟’，第二是‘赌’。朝鲜如此，台湾如此，东北四省如此，天津如此，上海何能例外!”“至于赌，自然也很伟大，不让烟独专美。它在上海，叫数千人跳入黄浦江自杀，叫数万人因此而荒唐失业，叫数万更多的人倾家荡产，叫百余万人受累了终身苦恼。”在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控制、麻痹下，很多人愿意，甚至“喜欢”“迷恋”了赌博。“在上海，你唤住任何一辆黄包车，挥一挥手说：‘喂!六国饭店!’“一路过去，你可以看见千篇一律的大幅的红红绿绿的广告：

　　中西大菜，一应俱全，高尚娱乐，通宵达旦;

　　包车接送，不取分文，如入乐乡，趣味无穷。

　　……，但日本人进赌场，却被严厉禁止;万一发现，连老板都要被捉进虹口的宪兵司令部里。”

　　对于赌博，有人因为穷苦，想碰运气;有人是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想放手一搏;还有人是嗜赌被牢牢套住……，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受害而告终。1940年3月24日，失业不久的江苏扬州籍男子丁有才，在家庭生计压力之下，带着为数不多的钱前往赌窟，期望能够碰上好运气，岂料赌负后无颜回家，在路上自杀了结生命。因赌博而自杀的情况比较普遍，报道也相对简单，等到发生青少年嗜赌而自杀的消息，又引起社会关注。

　　“本月四日本报新闻栏中有一幼童赌负自杀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在学青年，因为父亲在外经商，无人管教，沉湎赌博……，由三楼晒台上跳下……，在上海目前的环境里，无知的青年，如果意志薄弱，很容易失足，所以做父母的对于教养的责任，更应该加紧地负在自己的肩上……，许多整天在打牌的母亲，不去管教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在不良的环境下长大起来，哪里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一般人忽略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在学校的身上，(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见解)，学校当局目的与学生的私生活，也宜特别注意，提倡正当的消遣，指导学术的修养……，因无知的青年，商有待于父母和师长的管教。”

　　尽管未成年人的死亡需要引起“父母”与“师长”的重视，但恶劣的社会环境也增强现实中的“负面影响”，赌窟氛围长期污染、侵袭着他们，从被吸引变成不再洁身自好。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因逃难、失业、经济困难和赌博等原因导致的自杀事件，几乎都是由战争直接或间接引起，自杀事件从侧面呈现了特殊社会背景、时代环境下的社会生活状况，记录了上海社会因战争经历的紧张和苦难。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它的血腥和残酷，历史应当牢记，人类需要和平，如果抗战中上海市民的自杀能够引起世人的怜悯与同情，也算是历史的一点借鉴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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