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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高允辅弼藩王，也是如此。他甫任秦王太傅，就撰写《诸侯箴》，用以告诫秦王谨言慎行，对秦王成长影响很大。他随乐安王镇守长安时，对乐安王施政“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后又跟从乐平王攻克上邽，当地百姓牵牛担酒，前来劳师，“诸将议曰：‘若不诛豪帅，军还之后，必聚而为寇。又以大众远出，不有所掠，则无以充军实，赏将士。’（王）将从之”。高允表示反对，说如果这样做，“是伤其向化之心，恐大军一还，为乱必速”（《魏书•乐平王丕传》）。乐平王觉得高允所言极是，“于是绥怀初附，秋毫无犯”（同前）。班师返京后，高允因此加官进爵。
高允执法，公允宽仁。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因为大量案件滞留俟审，为了加速进程，太武帝“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我们知道，各朝代均有律法，但法律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许多地方触及不到，而以儒家经义断狱出入更大，全凭操作者的良知。有鉴于此，高允执法时以公允宽仁为本，他审案的理念是：刑狱关乎人的性命，关系社会的稳定，历代皆有冤案误判，不可不慎，能宽则宽，可宥则宥。早在高允任阳平王从事中郎官时，阳平王“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结果，“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后来，他在中书省理政三十余载，审判过无数案件，省署内外，皆称其公允。因此，他一生参与过两次修订国家律令的活动。晚年，高允对同僚讲：“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高允就是这样一位慈悲为怀的人。
高允穷达淡然，清廉自律。他不刻意追逐富贵，曾为郎官二十七年，未得升迁，而往岁与他同征之人和他的属下，或已封侯，或至封疆大吏，他不馁不燥，在自己的职位上，无怨无悔，恪尽职守。他虽为朝廷官员，但是“家贫布衣，妻子不立”，“草屋数间，布被緼袍，厨中咸菜而已”。文成帝和孝文帝能登大统，高允和其他人进行了苦心经营，可谓劳苦功高，但是他并不恃功邀赏，而是低调为人。当文成帝获知他家境不殷时，十分感慨，赏赐他粟帛，提拔其子做官，高允连上书表，不肯接受。高允就是这样一位穷达淡然的人。
高允平生与人为善，但是非分明，绝不趋炎附势。他和游雅、陈奇同在秘书省校书，朝夕相处，成为挚友，游、陈二人因为学术观点相左而不睦，经常相互攻讦，高允费尽心机，百般劝和，有时还招致误会，遭到埋怨，他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从不计较。晚年一段时间，他负责主修国史，刘模为副，他“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他虽为官长，但与属下共事时，总是让人感到平等、亲切，而从不以高临下。因为他宽宏大量，因为他正直坦荡，所以许多士人都愿与他交往。宗钦原为北凉文人，太武帝灭北凉，归顺北魏，很快就成了高允的知心朋友，与高允诗赋往还，切磋学术。高允不仅与文士相处融洽，和武人同样友善和谐。毕众敬原为刘宋大将，后降北魏，生活上喜爱奢靡，而高允崇尚简朴，但二人互敬互爱，促膝把盏，有如老友。高允与人为善的同时，也嫉恶如仇，他张正义，扬正气，明是非，对待跋扈、蠹政权臣，绝不趋炎附势。宦官宗爱，害死太武帝，另立新皇，一时间权倾朝野，“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不买其账。宗爱死后十余年，又有车骑大将军乙浑擅权为虐，高允配合冯太后将其除掉。由此可见，高允在大是大非面前，才展示无所畏惧的本色。
高允谦逊豁达，唯才是举。高允谦虚与豁达，有口皆碑，他总能见到别人的长处，并利用秉政之便，主动为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使之充分发挥。游雅是当时有名的才子，“高允重雅文学，而雅轻薄允才，允性柔宽，不以为恨”（《魏书•游雅传》）。游雅去世后，高允还赋诗怀念。他还每每褒扬与他共事的同僚，或亲自提携，或举以自代。高允为秘书监，总司国家藏书时，名儒平恒为其助手，高允“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恒也”（《魏书•游雅传》）。又有陈奇，也博通坟籍，“高允与奇仇温古籍，嘉其远致，称奇通识，非凡学所窥”（《魏书•陈奇传》）。还有祖莹，善于属文，高允每见其华章，辄感叹道：“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魏书•祖莹传》）高允先后推举了江绍兴、韩兴宗、蒋少游、高聪、刘模等人到政府为官，这些人皆是德才俱佳的贫士。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魏书•高闾传》）。就是说，当高允见到另一学者高闾的文章，比自己写得更好时，非但没有妒忌，反而向献文帝推荐高闾，以代替自己。这就是高允的胸怀，这就是高允的为人。
高允笃亲念故，大爱仁厚。有鉴于高允的德高功硕，从文成帝开始，他就频获奖赏，至其晚年，孝文帝赏赐他财物越来越多。高允把这些看得很淡，全部用来资助亲朋故旧。献文帝平定青、齐之后，将名门大族迁至代（今山西大同一带）地，进行监管，其中有些是高允的远房亲属，他们饥寒交迫，前来求助，“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同时，他还将其中有才干的人，表奏朝廷，建议叙用。他的族孙高聪，幼年父母双亡，后来投奔于他，高允为其娶妻置产。高允同事窦瑾，因犯“诽谤罪”被诛，其妻焦氏没为官奴，儿子窦遵亡匿山泽。后焦氏因年老得释，窦、焦亲属无人愿意恤养，“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长达六年。因高允老迈年高，孝文帝派中黄门苏兴寿服侍他，一个冬日，苏兴寿搀扶高允散步，突遇猛犬，高允受惊倒地，苏兴寿非常惧怕因渎职而被治罪，高允不但口无怨言，反而安慰他，不让将此事外传。此后不久，孝文帝在西郊搞祭奠活动，特命人驱车接高允前去观瞻，行进途中，马惊车翻，高允摔下受伤。有司欲重罚御者，高允为其求情，最终对之免于处罚。高允就是这样大爱无疆的人，他对亲亲，对友善，对下仁。
    高允虽为高官，但对待普通有义举之人，他也操笔赞扬。有一名叫惠始的高僧，传经授徒，多行善事，高允为之立传，颂扬他的盛德。高允也曾赋诗，讴歌乡间妇女刘氏对其丈夫的忠贞。刘氏婚后仅一日，丈夫即赴京任职，后来因事伏法，刘氏获知后，悲恸而亡。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魏书•封卓妻刘氏传》），于是赋诗八首，大加颂扬，其中有言：“人之处世，孰不厚生。必存于义，所重则轻。”意思是说，人活世上，都很看重生命，如果和义相比，生命
就显得轻了。这既是赞颂刘氏，也是他做人的准则。
    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才使他在国史案上，面对雷霆之怒，置生死于不顾，仗义执言，稳健申辩。崔浩修成国史后，听信了闵湛、郄摽二人的巧佞之言，将国史内容全部刊于石碑，立于通衢大道，以彰显自己直笔之迹，垂万世不朽之范。在早期的北魏历史中，记有太武帝先人卑微受辱之事，如此一来，遂使天下人尽知其详。两年之后，太武帝开始追究此事，命令法司，将参加撰写国史人员全部逮捕，详加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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