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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十一.周全（永乐六年 1408年）
《明史·日本传》：“十二月，其国世子源义持遣使来告父丧，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且致赙。”又《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日本国世子源义持以父源道义卒遣使告讣，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赙绢、布各五百匹。”而《殊域周咨录》载：“八年，国王源道义死，命太监雷春、鸿胪少卿潘赐往行吊祭礼。”日本国王源道义即为足利义满，死于1408年，即永乐六年。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八年，遣鸿胪少卿潘赐行人高迁中官雷春等使日本国”，严从简或将这两次出使混为一谈。但这次遣使的任务似乎只有前往拜祭，不久之后，成祖“复遣使賫诏，封义持嗣日本国王，赐锦、绮、纱、罗六十匹。”
为了表示明廷对日本的重视，在使臣人选上，并未从行人司选派，而是派遣作为皇室奴仆的宦官充当正使前往日本，以显示明廷同日本皇室的亲密，之后又再次遣使诏谕新国王。不久，“时海上复以倭警告，再遣官谕义持剿捕。”
十二.王进（永乐九年 1411年）
《明史·日本传》：“遣王进赍敕褒赉，收市物货。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明实录》中无此次出使的记载，但有“二月壬辰朔，甲寅，遣使赍敕赐日本国王源义持金织文绮、纱、罗、绢、绫百疋，钱五千缗，嘉其屡获倭寇也。”从出使时间、内容上看，我们可以推测这两处的记载实际是一次，只是记载出使使命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明史》记载看出，此次出使过程似乎并不太顺利，只到达兵库就返回，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十三.吕渊（永乐十五年 1417年）
《明史·日本传》：“乃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五年十月癸未朔，乙酉，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使日本。”而《明太宗实录》又载：“永乐十六年四月辛巳朔，乙巳，行人吕渊自日本还”这两处的记载虽人名相同，但官秩不同，据《日本一鉴》：“永乐丁酉，刑部员外郎吕渊，改赠行人使日本。”这里明确指出了吕渊在出使之际改赠行人一职之事，印证了永乐十五年出使日本的使臣是吕渊。《善邻国宝记》中收有此次诏谕的文书。出使的原因在于倭寇侵扰劫持浙江松门、金乡、平阳一带，明成祖决定派使前去日本进行交涉，在递送日本的文书中，也严正警告：“尔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责以图自新，凡比年并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还京，不然尔罪益重悔将无及。”临行之时，“捕倭将士擒寇数十人献京师，贼首有徵葛成、二郎、五郎者，讯之皆日本人”，太祖命吕渊一并送还日本。吕渊至日本兵库后，得日本国王足利义持命令，不准进京，只得呈上国书和倭寇俘虏回国。
永乐十七年，吕渊再次出使日本，义持仅派一僧人前去会见，并且不肯接受明国书，只将抄本带回。不久，吕渊带着一封义持不愿和好的笔录归国。
此后，由于倭寇的侵扰，明廷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明初交往频繁的中日关系也就此冷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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