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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日交往自汉代始，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东汉两国开始正式建交，到隋唐之际源源不断的遣隋使、遣唐使，两国间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等方面的友好关系。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打破了两国长期和平交往的进程，战争时有发生。至元十一年、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东征日本，但均因受台风阻碍而失败，至此，元日两国断绝了政治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武士开始乘船窜扰中国沿海。明代是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总体说来，虽然日本接受了明属国的地位，但是以在中日勘和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为条件的。同样，明朝廷仅仅是得到了日本表面的臣服，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在明与日本的近三百年交往中，明朝先后向日本派出过数十次使团。不同的时期，派出的使团人员结构，具体使命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出于对日本与中国传统经济文化关系的重视，明朝对选派使者相当慎重。一方面依据典制从礼部行人司派遣专司其职的行人；另一方面也根据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任用一些僧侣，所选用的使臣，有的是长期从事外交方面的官员，如：杨载、潘赐、俞士吉等，有些则是明朝声望甚高的法师，如：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一庵一如、天伦道彝、僧道成等。使者们除了外交使命，在沟通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不少作用，明代日本著作的繁盛，反映了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派往日本使团共计20次，其中，有人员可考的11次，使臣不详的9次，共计文官8人，宦官3人，僧侣5人。
本文试图对其中有人物可查的出使做一些考证，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明初与日本的关系。当然由于时间的仓促，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即可。
一．（洪武元年 1368年）
据《皇明资治通纪》载，“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四夷君长，……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迩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关于这次出使仅记载在《皇明资治通纪》，《皇明从信录》亦收有诏书，但具体使臣姓名已无考。朱元璋期望延续以往的外交关系，四夷宾服，切断沿海敌对势力与外国勾结的可能性，但收效甚微。这是明朝与日本交往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使臣，我们将此次作为明朝向日本派出使者的开始。
二．（洪武二年 1369年）
《明太宗实录》：“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占城、爪哇随即纳贡称臣，独日本不为所动。关于这次出使在《国榷》中也有记载，但没有诏书留下。
又《明太祖实录》载“遣阿思兰、杨完、者不花、邓邦富、牛成、陈节等持诏谕云南、日本等国，阿思兰等俱赐冠带衣服”，《国榷》记载此次出使的时间大约是洪武二年二月丙寅。这里虽记载有使臣姓名，但并未讲明使者各自出使的国家，对于使臣身份仍未得知，我们暂将这两次出使列为一次。
三．杨载（洪武二年 1369年）
《明太宗实录》：“洪武二年二月辛未，遣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赐占城国王阿答阿者玺书……”，实录仅收录了诏谕日本国王的文件，但并未讲明三位使者是否各有所专。
我们怀疑出使日本的是行人杨载。理由是：1.《明史·日本传》载，“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明史》中记录的时间与《明实录》仅差一个月，有可能是某一处的记录有误，或是二月下诏，三月出使。2.翻看《明史·日本传》与《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出使的诏书，内容大致相同，《明实录》更为详细。关于此次颁诏详细记载于《明太祖实录》，诏谕中严厉斥责日本“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怀良亲王见书大怒，斩杀明使五人，拘囚正使杨载、吴文华，三个月后才放他们回国。
杨载是目前所知姓名的明代第一位出使日本的使臣，是明朝最早被选入行人司的专职使臣，可惜《明史》无传，也无其他传记资料存世。按《明史稿》，杨载先使日本复使琉球，皆有功，皇帝对其赏赉有加。《殊域周咨录》中对杨载有零星记载，洪武元年曾出使占城，两年后出使日本，五年后复出使琉球诏谕，可见其在明初行人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吴文华事迹待考。
四．赵秩（洪武三年 1370年）
《明史·日本传》：“三年三月，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责让之”。《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三月是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明实录》收录了赵秩所宣谕的诏书。但赵秩在癸丑年（洪武六年）为《云门一曲》所写后序中云：“余奉使日本三年矣”，据此推算赵秩出使时间应为洪武四年。此外，《国朝典汇》在记载赵秩事迹时，也将其出使时间定于洪武四年。《明史》、《明实录》的记载准确度不容怀疑，而赵秩作为当事人，说法亦颇为可信，又有《国朝典汇》佐证。笔者翻阅史书后仍不得其要领。
此次出使的境况颇为惊险，明史中有详细记载。赵秩先是渡海至析木崖，守关者拒不让其入境，赵秩将诏书送达日本王良怀，这才得以入境。由于诏书中有责备日本不臣服的话，激怒了良怀，并认为赵秩是蒙古使臣赵良弼的后代，欲将其杀之。赵秩不为所动，迫使良怀放弃，对其礼遇优沃。此外，当时日本国内南朝形势日趋恶化，北九州的形势向不利于南朝的方向变化，怀良亲王鉴于国内的不稳定局势，改变了最初的态度。与此同时，明太祖还派遣杨载送还明朝海防前线所捕获的日本海盗及僧侣十五人以示宽大。赵秩并未在日本作过多停留，于洪武四年即返回，此次随行的还有日本使臣祖来，《明史·太祖本纪》载：“是年，安南、浡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至此，明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
在明与日本关系的确定上，赵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赵秩，明代文人，生卒年不详，字可庸，号啮雪，元代赵孟頫的子孙，工诗文，善书画。赵秩的事迹不详，《明史稿》虽有传，但仅记述其出使日本之事，现将其摘录如下：
“赵秩，不详何许人，洪武三年为莱州同知，奉诏使日本。至析木崖入其境，据弗纳，秩以书达其王良怀，乃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且援诏旨责其不奉皇帝正朔。王曰：“吾国僻在扶桑，未尝不慕中国。蒙古小视我，使者赵姓者虚实用，好言訹我，而所领水师战舰已环列海岸，赖天之佑，风霆波涛漂溺殆尽。今天使赵氏，岂蒙古时之苗裔乎？殆亦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命左右将刃之，秩不为所动，徐曰：“皇帝圣神文武，国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尔不信我，即杀我，尔祸不旋踵矣。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皇帝以礼怀尔，孰若蒙古之以兵袭尔者。”于是，其王气沮，延秩礼遇有加，秩遂以其使入朝，还被掠人口。是时，海外诸国数遣使诏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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