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反对日本入常的根源是历史问题。地区一体化已经解决了欧洲的战争遗产，淡去了二战的记忆。然而在东亚历史问题仍然极其敏感。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亚洲各民族人民的感情。4月份中国国内爆发了反对日本入常的大规模群众游行。温家宝指出，“只有尊重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得到亚洲和全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担当起更重大的责任。”[xxxviii]

　　美日紧密同盟关系的地缘政治现实进一步恶化了日本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的独立性和可信度。“中国可以容许一个能够正视历史并且具有国际路线的日本入常，但绝不可容忍一个不能面对历史且作为美国的联盟的日本入常。”[xxxix]因此面对日本携四国集团来势汹涌，中国对改革采取了积极而冷静谨慎的态度，反对由此造成的国际社会分裂，提出了自己对改革的立场。

　　英国学者查尔斯-格兰认为，2005年上一轮联合国改革期间中国反对日本入常是改革努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体现出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并不总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的这样一些行事让欧洲人惮于发展更紧密的对华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xl]虽然中国不是欧盟那样力促改革的行动派，但将中国划归安理会改革的旁观者和阻碍者也是有失公允的。不同于美国对待安理会居高临下，力图把握住对安理会的控制能力，同时将入常的资格作为换取政治利益的筹码，却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对待安理会改革采取了严肃而审慎的态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它主张优先考虑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不仅把国际关系民主化看作现实的趋势，也是自身的责任，认为“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平等协商”[xli]。因此希望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参与安理会的机会，在改革的达成上也主张国际社会充分协商，不急于求成。

　　美国的影响

　　欧洲常常认为中国相较于自己更多的在国际关系中采取现实主义的姿态，中国更奉行多极化，而欧洲更重视多边主义。然而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并不比表现得比欧盟关注权力分配，维护欧洲以及西方地位优势来得更加现实主义一些。施罗德在2002年竞选及其后在对伊动武问题上开罪美国后，美国从冷战后一致支持德国入常的态度急转直下。2005年德国在参与四国提案期间，相对于与中国进行互动协调，德国和欧盟国家也更注重的是寻求美国的重新支持，对美国展开积极的外交努力。

　　但虽然欧美之间并未重新取得合作共识，仍然关系冷淡，中欧之间也并没有形成密切的协调，因此并不像欧盟废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美欧关系对中欧关系构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但是安理会改革同一时期美欧关系的其他动态对中欧在该问题上的协调造成了间接的阻碍。安理会改革的马拉松也体现出了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20世纪90代中期随着中欧关系的升温，中国表示安理会应根据“国际社会中的变化，有限扩大”，透露出对德国的入常诉求的宽容。然而1999年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在南斯拉夫实施了空中打击后，中国开始强调对安理会权威的维护。2003年到2005年欧盟将废除对华军售禁令提上议事日程，中欧的蜜月关系到达了一个高峰。欧盟这场大张旗鼓的讨论2005年4月在美国的干预反对下最终失败了。对中欧关系满怀乐观期望的中国发现，跨大西洋关系毋庸置疑仍是欧盟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与中欧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不对称的。这使得原本在安理会改革上就存在分歧的中欧更形疏离。

　　四.结语

　　中欧拥有众多战略共识，双方都反对单边主义，积极推进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拥护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国际机制的，倡导国际规范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即使近几年来美欧关系随着政府更迭再度接近，导致了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的失败;同时中欧关系走出蜜月期，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冷却，在经贸、西藏、中国对非政策、苏丹、津巴布韦、缅甸等问题上麻烦频现。但只要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浪潮继续推进，作为国际舞台上两支重要力量的中国与欧盟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就不会消失，相互依赖与互动也会越来越深入化和复杂化。[xlii]但中欧学界对双方关系的评估和期望都更加审慎。[xliii]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一敏感的问题像一束强烈的聚光灯投射出了中欧战略合作的局限性。正如陈志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不能把现实的欧盟看作是一个完全的战略行为主体，或即将成为一个完全的战略行为主体”，“也不能把现实的欧盟看作是完全自主的和独立于外部影响的战略行为主体”。[xliv]欧盟本身的分裂和美国对它的强大影响很大程度制约着中欧在战略问题上进行协调合作。但就中欧战略关系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在各种问题上的接触互动越来越频繁和深化，相互理解 [i] 戴维-香博(沈大伟)：“中国核欧洲：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关系的发展”，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著，《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Gill, Gates, Murphy, Melissa (2008), “China-Europe Relation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7. [ii] Communication: 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 Relations, COM(1995) 279;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COM(1998) 181;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COM(2000)552;Communication: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 COM(2001) 265;Working Document: Country Strategy Paper: China, IP/02/349;Commission Policy Paper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Upda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 Communications on EU-China Relations of1998 and 2001), COM(2003) 533. [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03年10月13日。 [iv] 谭红平，彭元武，“欧盟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评析”，《欧洲》，1998年第6期，第40-45页。

　　郇庆治，王珂，“‘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从比较的观点看”，《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53-58页。

　　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著，《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5页。

　　冯仲平，“欧盟对中国政策文件初析”，《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75期，第49-53页。

　　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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