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希拉克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了《中法联合声明》，就推动联合国改革达成了共识：“双方重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在保证效率和成员国公平代表性的情况下，并考虑到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对安理会进行有限扩大。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规定应得到尊重。”[xxix]中国的体现出了两方面的发展：一是作为五常之一，中国明确了常任席位权利的合理性，并且并举增强效率和代表性两个改革原则常人理事国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作用的上升，中国本身对联合国参与和重视的不断提高。二是见证了这一时期中欧关系的提升。由于法国一向支持德国的入常，中国在此表达的对有限扩常的支持可以视为对德国入常愿望发出的友好信号。

　　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重申了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中国关于安理会改革立场日趋成熟[xxx]：首先是肯定了安理会的权威性，表明中国对仅仅把安理会作为实现利益有用的工具这一态度的否定。这既是中国日加重视安理会的结果，也是对1999年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在南斯拉夫实施了空中打击的反映;其次，中国将效率和代表性都视为增强安理会权威的来源;扩大除坚持地域公平原则外，更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另外在改革方式上则强调耐心讨论、协商一致。

　　2005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长期发展中国安理会改革立场得到了完整表述：首先强调了改革的全面性，指出包括扩大、提高效率和改进工作方式三个方面;增强代表性原则上更坚定地表达了发展中国家的有限性，提出了增加中小国家参与安理会的机会，并将文明代表性引入了地域公平原则;在达成改革方式上，除协商一致原则外，中国强调了地区共识，对意大利的地区轮值方案表现出了关注。[xxxi]

　　由于四国集团方案缺乏广泛协商的基础,引发了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中国反对人为设定时限，表明了坚决反对很快通过决议案的姿态。[xxxii]而日本是中国明确反对四国提案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无法接受一个美化自己侵略历史且入常要求始终得到了美国最明确的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席位。

　　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全球首脑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相关立场，并特别突出了对提升非洲在安理会代表性的支持。[xxxiii]

　　通过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逐渐丰富成熟起来。第一，中国越来越重视安理会地地位和作用，作为五常之一，它肯定否决权的历史合理性，希望安理会策成为一个有效的安全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五常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它奉行多边主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深感安理会结构的不平衡性，要求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特别强调对非洲入常要求的支持。同时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坚决地拒绝日本入常，明确反对受大多数欧盟成员支持的“四国方案”，及为改革人为设定时限。

　　制约中欧战略合作的主要障碍

　　“欧盟”的缺失

　　为什么拥有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和战略共识的欧盟与中国在安理会改革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上互动与合作竟如此稀少，甚至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呢?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不存在一个作为战略行为主体的欧盟与中国开展互动合作。欧盟的分裂是安理会改革的停滞难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成员国相互冲突的改革激情使得欧盟整体处于消极状态”[xxxiv]，而且具体的国基利益似乎总是被置于更理论化的欧盟集体利益之前。

　　欧盟各成员国远没有就一个共同的欧洲席位达成共识，德国的方案虽然汇聚了大部分成员国的支持，但是正如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能使英法放弃它们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它也一样难以驯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接受另一个欧洲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屈居联盟内的二等国家。由于害怕自身地位受到威胁而一向表示支持德国入常的英国在2005年的改革高潮中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犹疑和冷淡。英国政府和媒体对扩大问题上的争议基本采取一种不介入的态度，最终没有成为德国的共同提案国。当美国否定了四国议案后，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埃米尔-琼斯-帕里为亚洲时报在线总结道：“我们必须等到决议提交讨论的时候。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各国是怎么想的。”[xxxv]

　　总体而言，欧盟在安理会改革上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损害了它通过支持运作良好的国际机制来致力于有效多边主义的可信度”，用事实说明了“欧盟的安全战略更像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xxxvi]如果欧盟内部尚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战略，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声音纷繁芜杂，那么又如何与中国展开战略互动与合作呢?

　　实践的分歧

　　中国与欧盟在安理会改革上非但协调稀少，反而心存龃龉的第二个重要障碍是双方在如何具体推动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的战略上存在分歧。正如在安理会改革中共同支持加强输入合法性的国家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着各种争论和分歧一样，要将推动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这样较为抽象的战略目标贯彻到现实中去，不同行为体也可能因为历史经历、利益认知的不同而千差百异。

　　在安理会改革上中欧都较侧重代表性即输入合法性的提升的，这体现出了双方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多边合作、夯实和维护安理会权威的战略共识。但双方的分歧也主要在于如何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具体主要表现在日本入常问题，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优先性上。

　　通过分析欧洲两个针锋相对的安理会改革文本可以看出，欧盟在国际体系转型、国际制度面临巨大改革压力的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毫无疑问，它期望将自己在战后用法律驯服国家间暴力的经验推广至世界，“塑造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社会，运作良好的国际制度，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xxxvii]但这个社会中由谁来领导呢?国际制度中谁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呢?规则是由谁来制定的呢?不难发现欧洲的优先目标是在势在必行的安理会改革中努力维护自身在机制中的优势地位，保持甚至扩大自身对机制决策的影响力，而不只是做一个慷慨的提款机。一方面它们力图使欧盟在安理会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另一方面对于欧盟国家而言，当属于政府间性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存在着较大的期望-能力差距，一个共同的安理会欧盟席位仍然渺不可及时，将欧洲一体化核心力量的德国送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上是一个次优的可行选择。而德国的入常之路需要日本的陪伴。首先，德国因伊拉克战争失去了美国对它入常的支持，与美国为一公开支持日本联合可以争取美国的放行。其次，与日本联合发起入常冲击可以产生规模效应，争取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赞成票。此外，日本是重要的发达民主国家，欧盟认为为了应对非西方崛起的多极化世界，日本应当成为其中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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