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中欧广泛的战略共识是双方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的中国与欧盟而言，安理会无疑是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实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舞台。但是在极具重要性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欧非但很少进行互动与合作，还表现出明显的分歧。本文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以及欧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进行分析，探寻欧盟本身的分歧、美国的负面影响、双方在战略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分歧三方面因素对中欧战略合作的阻碍和制约。

　　[关键词]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中欧关系 战略合作 局限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欧关系开始超越从属于超级大国的“派生性”关系，并脱离了冷战结束后初期的低谷，获得了迅速蓬勃的发展，日益常规化、制度化，互惠互利程度不断提升。[i]1995年至今欧盟的七份对华政策文件[ii]和中国2003年发表的对欧盟政策文件[iii]，自1998年以来已历十届的中欧领导人峰会，2005启动的副外长中欧年度战略对话等等双边、多边合作对话机制见证并推动着十多年里双方关系的飞跃，从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再向“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迈进。冷战终结后，面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和日益严峻的全球化挑战，中欧逐步形成的战略利益共识与相互战略需要无疑是双方关系大踏步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许多中外分析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中欧关系区别于其他大国关系，双方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均不将对方视为主要的战略威胁;中欧都希望对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对世界秩序的追求上，及全球治理的理念上，双方都倡导世界的多极化，支持多边主义合作。特别是中欧都致力于推动建立在规范基础之上的多边国际秩序，重视和维护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的核心作用。[iv]尽管吴白乙、朱立群等学者也指出国际体系特别是美国对于中欧关系有着促进或阻碍的双重影响，但学界普遍的观点是中欧关系战略基础良好，战略利益是相似谐和的。

　　被联合国宪章赋予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v]的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最具权力的机构，冷战结束后它从两极对抗时期的瘫痪状态回到了国际社会的中心。对于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的中国与欧盟而言，安理会无疑是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实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舞台，“加强安理会的地位，使之成为全球安全机制的核心制度是中欧共享的强烈愿望”[vi]。那么为什么在极具重要性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欧非但很少进行互动与合作，还表现出明显的分歧呢?本文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以及欧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进行分析，探寻欧盟本身的分歧、美国的负面影响、双方在战略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分歧三方面因素对中欧战略合作的阻碍和制约。

　　转型国际秩序中的安理会改革

　　两个命定的挑战

　　19世纪大国均势的“百年和平”与20世纪初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均以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失败。20世纪40年代在这双重阴影下，一个格外强调有效性的新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诞生了。它继承了二战期间美英《大西洋宪章》的精神，旨在建立一个“广泛而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以下称《宪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则中;同时它又吸取了国联权力太过分散的教训，通过设立安全理事会为这个新生的安全机制装上了“必要的‘牙齿’”。[vii]最初安理会由美、苏、 英、法、中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按照“对联合的贡献”和“平等的地区分配”两个原则由联大选举产生，任期2年，不可连选连任。1965年在亚非拉国家的巨大压力下，增加了4个非常任理事席位。安理会的架构将国际社会制度化地分成了三个阶层：常任理事国、选任理事国、以及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安理会中去的国家。[viii]

　　这一近似于等级制的结构被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五常被赋予了特权中的特权，由当时的几个重要大国担任它一方面反映了几大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体现了大国对和平的特殊责任;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也是当时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现实，特别是表现了美国的霸权和美苏的对抗，整个组织结就主要是美英合作与美苏博弈的产物[ix]。然而也正是这一结构给联合国种下了冲突的基因，自诞生之日起两种挑战就昭示着它的命运：一是难以调和的规范层面的冲突，即联合国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与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特权地位之间的矛盾。[x]第二种挑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体系结构及观念结构变化将不断冲击和腐蚀着安理会既成的权力分配与斗争文化。

　　两股改革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终结将国际体系导向了深刻且复杂的变迁。两极格局瓦解使安理会获得了新生，成为国际政治的神经中枢。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以及日益严峻的新全球安全威胁，与传统的安全问题一道要求安理会发挥它维护国际安全稳定首要责任。但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单边主义倾向却愈加明显，对安理会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这一背景下，两股重要的力量将安理会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一是新兴的大国。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退，德国、日本力图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印度、巴西等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也日益获得了影响国际体系的能力与地位。这些多极化世界中的新权力中心奔走呼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求通过扩常来使这一机构更加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不断扩大的国际社会是另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二战后，源自于西方的主权平等与民族自决观念扩展至了全世界，导致安理会成员大幅增加，各国参与世界政治的热情也被动员起来。大部分成员国越来越意识到安理会为少数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所主导，西方大国“在设置全球安全议程中过分的影响力削弱了安理会的‘合法性’”[xi]。1992年开始联合国正式开始酝酿安理会改革。1993年12月3日，第48届联大采纳了48/26号决议，提出有必要对安理会改革和扩大成员问题进行讨论，并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安理会扩大及相关改革事宜的工作小组(open-ended working group)。

　　表1: 安理会构成 联合国成员国 安理会

　　席位 安理会席位占联合国成员总数的比例 五常占联合国成员总数的比例 1945 51 11 (5 常, 6非常) 21.6% 9.8% 1965 118 15 (5 常, 10非常) 12.7% 4.2% 2009 192 15(5 常, 10非常) 7.8% 2.6%

　　安理会合法性危机

　　“对合法性的追求是政治生活具有的恒常特征。它要求将权力转化为权威，权限通过法律来界定。”[xii]简言之，被公众所批准，且具备有效性的权利才是合法的权力。毋庸置疑，安理会是联合国体系中最有权力的机构，“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它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进行决策，并对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xiii]。它可以施加经济制裁、对武力使用授权。但是安理会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国际社会长期积聚并日渐普遍的不满情绪使其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改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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