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最高决策层已关注到这一点,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启动建立在对广大高校、教师和学生调查研究和课题组成员历经几年的科学论证基础上。但课程管理活动毕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需要管理者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从单一手段、直线型、平面式的管理真正走向综合手段、交互型、立体式的管理尚有待时日。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变革的应然选择
(一)重点加强课程管理方法论研究
实践证明,学理角度的课程理论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决策起到重要辅助作用,同时将对课程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支撑。但受课程理论系统自身结构演进过程的限制,虽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理论系统第一层次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启动,在整体上也取得了重大发展,而第二层次的课程工程科学和第三层次的课程应用科学的研究刚刚提至日程,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为研究对象的任务才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方法论研究应成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重中之重。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也即课程哲学研究。
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对课程管理起决定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活动,既要体现意识形态控制力,又对整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引导,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但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实现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指向人,以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需要,塑造社会化的人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中心主义、政治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的课程管理观显然是不可取的,当然学生中心主义的概括也有失偏颇,将其概括为“以人为本”的课程管理观更为合理。
2.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的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不同学科有一些共同适用的综合性、横断性、交叉性方法论,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方法、数学方法、观察与实验方法等。借助这些方法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建立起系统的课程管理观、整合的课程管理观、实践的课程管理观,也有利于我们构建起更为合理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考察评价模型。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的具体科学方法论研究。
实践证明,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自我省察研究,大量搜集、整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实践中的经验事实,通过多种途径查阅、搜集各种记载国内外经验事实和理论成果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从分析到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加以判断和推理,并作出价值分析和评价,才能指导我们科学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的本质和规律,理性评价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中的种种现象,从而找到构建科学、合理、规范、可操作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模型的正确答案。
(二)构建共享、整合型课程领导体制
决策权是课程管理者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是课程管理者制定和实施课程决策的武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系统的各个要素,即管理者、管理目标、管理变量、信息以及管理结果,无一不与决策权相关。理清管理系统各要素的关系,明确决策权如何分配,才能对课程管理机制有进一步的把握。当务之急,是在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次以及管理系统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决策权的合理分配,在集权与分权、分化与整合间寻找平衡。具体而言:
1.课程决策权由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共享。
“课程管理”这一术语其实是比较陈旧的,新近在美国多用“课程领导”,意在摆脱传统“管理”思想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监控”、“管制”铬印。西方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由管理行政趋向政策服务”的做法,对我国推进课程行政改革,实现“由统制理论向治理理论的转变”[13]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199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的,“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4]发挥党和政府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效领导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能否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服务,能否起到引路导航的作用,尽可能放弃或减少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微观管理和干预,做到决策权由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共享。
2.构建整合型、扁平化课程管理组织系统。
课程管理系统内部的不同部门,既因为担负不同的职能而拥有各自独立的决策权,又必须服从其上级组织的决策,指导其下级组织的决策,处于层次型决策分工和分散型决策分工的交互链条上。为避免在资源分配上出现“部门保护主义”和 “部门巨头”之间你争我抢的现象,既适宜分工又综合协作的整合型、扁平化的结构将成为课程管理决策组织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三)优化课程管理队伍素质结构
在决策过程中,很难讲清楚是享有决策权的那一组成员如何分配权力重要,还是起各种作用的成员比例更为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优化课程管理队伍素质结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结构创新题中应有之义。
1.建立专家化、协作型的管理机构和团队。
考察西方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课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各国高校的主要途径。尽管各国在课程名称、课程内容、实施形式上悬殊较大,但具有共性的是建立起专家化的课程管理机构和团队来推动该类课程的实施。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大学教育委员会”和“核心课程委员会”,英国牛津大学的“道德发展课题组”,新加坡各大学的高等院校管理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的成员大都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学科专家、教育专家、学生工作专家和政府官员、社会机构和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私人部门负责人等等组成[15]。这对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队伍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建立一支由跨专业、跨学科、跨课程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等共同组成的,跨部门、跨校区展开协作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管理机构和团队已成为首选。
2.提升课程管理者的课程管理智能。
学校层面上课程管理者在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令以后应从“经营”或是“领导”的理念出发,诉诸自身的创造力,积极提升自身参与课程管理的智能。校长及其身后的管理团队不能简单“遵从”,他们所要做的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握”课程政策,进而出台具有适应性的校本规章制度,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并努力营造最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课程文化。因为实践证明,甚至当国家课程为教师留有的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只局限于执行国家指令的时候,教师对课程有效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教师,当然还有其他基层管理者,他们对于课程管理的创造能力和动机必须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