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案例C刘廉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小餐馆的跑菜员,月薪800元。后经亲戚的介绍接了一份刷消防栓油漆的工作,一个晚上50元。刘廉做了两三天就辞职不干了。
案例F青青在外时间几乎全用来赚钱。她每天六点起床,早上七点到九点和下午两点到六点发转单,空余时间去一家文具店打工。晚上,青青经同为中辍生的朋友介绍在酒吧工作,酒吧工作没有固定收入,薪水与所接客人的酒水消费额度、小费成正比。为此,青青每天身着性感暴露的衣服陪酒送酒。生意冷清时青青会到临近三个酒吧“充场子”,从晚上九点持续连续工作到凌晨两点,期间大量饮酒。青青月收入3000元,但她直言整日工作十分压抑。
实例证明,初中生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显然是极为不明智的,他们的经验少,学历低,年龄小,没有可能找一份理想持久的正式工作,只能“打黑工”,这不仅他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且违反了《劳动法》有关条款。此外,在不良场所(如酒吧)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也是对未成年人身心的双重摧残。
(二) 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生活还一部分中辍生留在家中,成为 “御宅一族”
[1]。形成这一辍学生活状态,一是由于父母溺爱,家长短视认为“只要孩子愿意在家好好呆着”,安全得到保障即可,不用对他们逃学行为多加干涉。二是因为孩子本身惧怕社会和不必要的麻烦,不愿与外界接触,主动选择留在家中,即使遭到父母反对也坚持不去学校。较之街角生活,“宅居”安全系数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生活内容更加单一,空间更加闭塞。可以说,除了上网、看电视、看碟片、睡觉以外,宅男宅女们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几乎无事可做。
案例H周茗佳自称一名典型的“宅女”,预备至初二闲置在家,与外公外婆同住。期间她曾迷恋“劲舞团”游戏长达一年半,与某男性玩家在游戏中结婚。不料两个月后“丈夫”以越轨为理由中断了网上婚姻。周茗佳伤心了一段时间后继而开始追星,崇拜台湾某偶像男明星T,她下载了T所有的影视作品,房间里也贴满了T、的海报,外公外婆怕佳佳作出出格的事,没有阻拦她。佳佳热爱写作,已在个人博客上发表多篇言情校园小说。周茗佳说她很享受在家的时光,不用担心“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事”或者“缺胳膊少腿”的危险。
二、初中隐形辍学问题形成的原因2007年,董小苹、魏莉莉在《上海初中辍学生研究》一文中认为“中辍生是由多种原因交互影响从而形成的。”并分别为:个人、家庭、学校、同辈、社区原因。
[v]兰靖、张念蒙又进一步挖掘,提出五大隐性辍学原因,在城市隐形辍学研究中依然成立。分别是,“唯升学教育”、“唯学历是举”的用人体制、“一切向钱看”的价值体系、“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期望、“有谁在乎我”的情感指向,
[vi]皆是多方面多角度进行阐述初出中隐性辍学成因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家庭职能的缺失、学校归属感的缺乏以及网络在学生辍学初期消极影响是城市初中隐性辍学的主要原因。
(一) 家庭职能缺失是内部推动因素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规的单位,个人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人(包括中辍生)的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都与其家庭紧密相联。中国家庭职能主要可归纳为四点:
(1)统治及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家长权方面。家长权是一种以辈分的不同和年龄的差别为基础的强权,家长作为权威,强行停止纠正子女的错误行为并予以批评和处罚,表现为子女必须绝对服从;
(2)经济职能。旨在为子女提供衣食住行上的基础保障,使之不受疾病、贫穷的困扰;
(3)安全保护职能。作为家长,必须保护孩子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排除来自他人的不法侵害
(4)文化教育职能。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所受教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家长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接受道德、文化、知识的熏陶,了解周围世界。
[vii]笔者认为,家庭职能的缺失成为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的内部推动因素。
在所采访的中辍生中,家庭主要职能有至少一项以上的缺失。缺失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多数是因为家庭结构的转变——目前城市不断攀升的离婚率也揭示了城市社会迈向所谓“后核心家庭”时代。单亲家庭、混合家庭(继亲家庭)等结构缺失型家庭的子女往往体会到的不是家庭生活的温暖,而是亲情转移、家庭暴等消极的家庭气氛。在采访的中辍生中,约三分之一父母离婚,三分之一来自再婚家庭,其余均有一定程度的家庭矛盾,家庭观念淡薄。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易与父母的不合,逐渐发展成逃避厌恶心理。父母往往忽视了这一时期孩子的心理成长,导致亲子关系紧张,若不及时发现有效疏通,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辍学情况发生。
案例F 青青的父亲是一名毒贩,患有轻微脑震荡和神经病,母亲是外地人,生下她就因家庭矛盾被迫离开上海。青青从小在奶奶家生活,父亲长期贩毒吸毒,入狱多次。去年2月份,父亲把她揿在墙角,掐住她的喉咙,宣称把她交给一个女人帮她介绍一份工作。青青到了那个女人的居住点,发现爸爸是要把她卖出去做小姐。她对父亲的冷酷行为感到绝望,找了一个机会偷偷逃了出来,决心离家出走。
案例I于慧生活新组建的再婚家庭,先前一直是和父亲两人生活。她与亲生母亲每月通一次电话,但于慧认为母亲反应比较冷淡,没有主动给她打过电话,不太关心她。
笔者还发现,大城市中少数家长对当今教育制度的过度不满也会引发孩子“被辍学”问题。他们不是疏于对孩子的关注,而是不愿让子女成为他们认为的“肉类加工厂”
[viii]一般工具性功利性过强的应试教育。
(二) 网络环境对不同阶段中辍生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报告,“截至2004年7月,我国登记注册的网站已有62万家,上网人数达9000多万,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2%,未成年人占17%目前这个比例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学术界一般认为,目前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1% 青少年有上网成瘾。”
[ix]不可否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代名词,网络加速了城市隐性辍学生的形成速度,网络成瘾率在中辍生中比率更高。在还未离开学校前,一成不变的学习生活让这些孩子感到枯燥乏味,他们企图寻求感官享受,互联网里多变新鲜的内容恰恰满足他们猎奇的需要。
但是,辍学的中后期,网络则不会成为其持续不归校的主要因素。随着近年来上海等大型城市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中低收入家庭也配置了电脑和宽带,虚拟生活的刺激常常会被淡化。绝大部分城市初中生不需去网吧,在自己家中便可网上冲浪。网络的方便性降低了它在隐性辍学问题中的角色,甚至存在学生因为家中添置电脑停止辍学行为的情况。随着辍学时间增长,中辍生们发现处于一个更加自由的平台,网络无法满足他们娱乐的需要。他们从而寻求更刺激新鲜的现实生活方式,主要体现为结交各类社会青年、泡吧、蹦迪、唱卡拉OK、斗殴、无目的游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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