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篇》)儒家的开山祖孔子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以仁智之心，从自然山水中领悟智慧以完善自我的追求。《易传•象辞》对《周易》做出了颇具儒家精神的解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天行刚健有为，地道柔顺宽容，君子只不过是在法天效地而已，比德天地、积极“入世”、舍我其谁的儒家风范表露无遗!儒家崇尚的最高目标也是“道”，只不过此道非彼道，其思想内核是儒者的“仁爱”之心。因此，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提出了儒者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然而，儒家并不排斥艺术，只不过不像道家那样“解衣盘礴”，追求一己身心的“逍遥游”，而是通过“游于艺”达到既愉悦身心，又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正如《论语•雍也》中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八佾》又云：“《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总之，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就是在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审美中，实现“成教化，助人伦” [2]的入世道德理想。儒家这种“游于艺”的人生、艺术观随之也成为中国艺术审美的伟大传统之一，自屈原在《楚辞》中咏唱“香草美人”起，“以物比德”的传统到了宋代更是被发展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画科——花鸟画表现的主要对象。无论是被誉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号称为花中“四君子”的梅兰竹菊，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3]的荷花，都无不象征着仁人志士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并穿越时空地回应着孔圣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4]的人格宣言!这一美术传统甚至每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之际，往往演绎成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绘画中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更是让人们体会到了儒家文化的伟大和中国艺术的人文之美!

　　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文化，“世界”一词就来自佛教。佛教的世界观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佛教不仅承认现世世界的存在，而且根据众生有情生命所居住的层次，把世界从结构上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超出三界，即常说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获得般若智慧，使人生从现世的很多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得道成佛，进入无滞无碍的涅槃境界。佛教在印度时注重远离人间烟火的冥想和苦修，而中华文化无论儒道总体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情怀。佛教要在华夏的土地上传播发展，就必须融入中土的文化气场，汲取以道儒两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华充实自身，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代表文化精英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信仰。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经历了七八百年与儒、道两家思想的争锋、磨合，最终在保持自身信仰的前提下兼容儒道智慧，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禅宗。道法自然就是道在自然，道家由此而采取远离红尘的“出世”态度感悟自然、人生之妙，虽堪称与道合一，但也流露出为人处世的偏执之嫌，消极遁世的色彩不言自明;儒家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感召下，以比德之心从天地自然中汲取仁智力量，塑造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义无返顾地投身到社会生活中济世救民、实现人生的价值理想，这种作为虽映射出人性光辉中的责任和担当，但刻意、功利之心稍显执着，在“入世”有为、践行生命价值的光环下难免因人性的劣根性造成人格扭曲而事与愿违。可以说，道家的“出世”之心和儒家的“入世”之愿，分别走向了追寻人生意义的两个极端，虽各有所得，但都难言圆满。

　　禅宗六祖慧能是佛教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突破了印度佛教教义、仪式等外在束缚，又打通了与儒道思想的藩篱，将三教义理整合为一，提出了全新的禅宗理论。慧能把膜拜佛陀、依赖权威、迷恋经法和提倡苦修等外在修行的做法弃之不理，大胆提出：“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他还说：“一切般若，皆从自性生，不从外入。”(《坛经》)至此，慧能把玄妙深奥的佛理简单明了地表述为：人佛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佛就在心中，只要“明心见性”，远离执妄，觉悟成佛就在当下这一全新的中国式的佛禅之理。这与儒家所言“人人皆为尧舜”之说无异，只不过打破了偶像、权威和经典对世人的束缚，以强调自身本心顿悟的重要;“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故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可见宇宙万象，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一智慧又与道家“道法自然”的追求相一致，从此，中国禅宗成为兼具宗教信仰和生活智慧的化身。禅宗以身居现实、识心见性的禅理，既实现了超度众生、行善济世的大乘佛教宏愿，又通过对万物、生活的个体直觉体验“顿悟成佛”，达到了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禅宗因圆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身，成为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也曾经成为民众普世的精神信仰。在禅宗传播、发展辉煌的唐宋时期，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由于禅修强调通过个体修行的直觉顿悟洞彻人生和世界的根本意义，这就和中国艺术注重对物象的感受并赋予其以生命力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因此，禅宗识心见性、洞彻生命的哲学智慧，清静虚空、求真求乐的境界追求，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禅家传统，对中国绘画无论是意境的提升还是发展创新，特别是文人水墨写意画的全面兴起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

　　西方文化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从此深入到了西方文化的母体，影响了西方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的各个方面。“哲学”一词就出自希腊语，其意为“爱智慧”。然而古希腊哲学中对“智慧”的热爱和探索，与中国哲学对“道”的智慧的迷恋和追问完全不同。希腊哲学重心一开始就关注身边现实世界的真实构成和究竟，并对此进行不遗余力的探索和考证，从而走上了带有求真务实色彩的科学之路，西方哲学自此举起了真理的大旗。而中国哲学虽然也提出了构成物质世界的“五行学说”，但是认为这仅仅是构成世界的表象，支配世界变化发展的真正奥秘是隐藏在“五行学说”背后的“道”，也就是某种规律，中国哲学因此蒙上了浓厚的智慧色彩。

　　自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科学之祖”的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即“万物源于水”开始，到希腊著名大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明确提出物质世界是由土、水、气、火四者组成的“四元素说”， 毕氏从数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认为构成世界元素的“美就存在于和谐的数的比例之中” [5]。这一见解被延伸到考量物质世界之美的诸多领域，直接导致了古希腊人体雕像艺术比例之美理论的诞生，即头和身体的黄金比例是1:7，该比例至今影响西方乃至全世界对人体造型之美的创造、欣赏。最早阐发这一审美理念的是希腊古典时期著名雕刻家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itos),他以此塑造的作品《持矛者》随之成为人体比例和谐之美的典范。正是受到这一希腊哲学思想的催生，希腊人在雕像、陶绘和建筑等艺术形式中，发现并创造了艺术的理性、抽象之美。希腊文化的源头——神话则赋予了希腊人以生命观、艺术观，神话所弥漫的对生命自由、快乐无限崇尚的人本思想，使希腊人对拥有智慧、力量又长生不老的诸神充满了崇拜，致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快乐和和创造。因此，希腊人按照人的理想去创造他们的神，又依照神的智慧和力量塑造理想的人，“人神同形同性”的思想至此扎根到希腊人日常生活和艺术之中。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6]的人文主义思想确立后，哲学家克赛诺芬尼直言：“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幻想神。”著名雕塑家菲迪亚斯更是直白地说：“我们所以用人的形象来代表神，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人更美的形式。”人体雕像艺术不仅是希腊人推崇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颂扬，一尊尊似人似神的裸体雕像在表达希腊人世界观、生命观的同时，也使人性的光辉得以艺术化完美的表现，在人类美术史上树立起一道空前绝后、美轮美奂的人文风景，至今都令人为之感动!《雅典娜》、《阿芙洛狄特》、《掷铁饼者》、《持矛者》和《刮汗污的运动员》等散发理性和谐之美的雕像，就是他们哲学观念的体现，已成为古希腊文化的艺术符号为全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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