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服务窗口暂行办法》(2014) 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服务的专门窗口及有关引进工作的政策咨询。 资料来源：每列所列出的对应的各年政策文件，经笔者加工整理所得

　　共同点分析 三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为本地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人才支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原则始终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每一时期的人才政策都是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来制定的，并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对人才的需要。

　　3.差异化特征

　　(1)从人才引进的时间点来看，从1984年至今，上海陆续出台了一整套的人才引进政策，2000年以前主要针对国内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发展工业、制造业，振兴本地经济。新世纪以后，政策对象则开始对准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同时加大了引进力度以支持上海经济的转型。江苏省在1999和2001年连续出台了近10项人才政策，而后每年都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虽然时间相对上海有所滞后，但政府方面的高度重视弥补了时间上的不足，特别是近几年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为江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浙江省相对上海和江苏来说，政策制定起步较晚，引进力度相对较弱，政策出台也出现几次断点，且引进人才的地点主要集中于发达城市如杭州、宁波等。

　　(2)从人才引进的方式来看，上海通过定期更新《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等来发布和引进人才，同时，充分发挥人才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各类行业协会、海外联络办事机构、海外合作单位的宣传作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来沪;江苏主要通过针对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人才战略，不断对人才政策中的引进对象、引进条件进行微调，以期最大限度的利用外来高层次人才发展本地经济：浙江则主要通过阶段性出台政策，如“钱江人才计划”、《浙江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等积极引进海外相关人才。

　　(3)从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来看，各省市主要通过安家补助、生活津贴、子女教育等优惠政策给予外来人才以支持。

　　主要结论和政策内涵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区域内省市的流动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一区域内流动人口政策虽整体处于从限权到平权的演变过程之中，但其政策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且其差异性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

　　经济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是大部分公共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决定着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是否有保障，其子女是否能同等地接受义务教育，也间接决定着相关流动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上海市经济实力雄厚，故其外来人口子女教育政策、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等等福利政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体系健全程度上都优于浙江省和江苏省。

　　(二)人口流动模式的不同

　　这里不妨细化到长江三角洲内部的各个城市层面上来进行比较，上海和苏州分别是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入第一和第二大城市，而南通是一个人口流出大市。庞大的人口流入量导致上海苏州对于户籍管理政策中流动人口落户的标准更为严苛，而南通市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了“民工荒”，为了吸引农民工回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以减缓人口流出速度。

　　(三)产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其GDP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上海更为迫切地需要制定特色化人才服务政策以适应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经济转型，故其近几年的引进人才政策主要以高端专业人才引进为主体;江苏和浙江近十几年经济发展迅速，但其人才政策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人才引进上，虽然也有相关的人才激励政策，但依然缺乏个性人才服务，主要原因在于浙江和江苏省中相当一部分城市仍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导。

　　因此，各地区制定流动人口政策时一定要以五点为依托：一是控制总量，实现在合理范围内人口的有序流动;二是吸引人才，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总体竞争力;三是以外养外，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高基层人员参与度;四是加强管理，建立完备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五是改善结构性失业问题，提高本市就业率。

　　同时，笔者注意到随着长三角地区经贸、投资、政治体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同城效应发显现，这一效应势必造成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人口更加频繁地流动。因此，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在遵循各地实际发展状况的同时，应更加注意一致性和联动性，以帮助缩小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富带贫，以强助弱，使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然而，鉴于笔者的研究还缺乏深度，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深化。其一，政策差别原因的分析还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有待相关数据的收集以进行实证分析;其二，对于长三角地区具体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有待经过调研后再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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