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媒各主体通力合作，维护传媒安全，推进媒介融合

　　2014年虽然传媒安全领域还面临很多问题，媒介融合的进路也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新闻从业者都在积极做出努力，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探索中稳步前行。

　　1.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肩齐发，积极做出改变争取话语权

　　2014年，传统媒体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改变都让人眼前一亮。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网和法人微博做的风生水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进行了风格改版。两大国家主流媒体放低姿态，重视受众的观感和体验，重新赢回了流失的受众。另外，传统媒体从修辞到语言风格，一改往日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不仅成功塑造了英明果敢、亲民朴实的领导人形象，同时来自反腐、揭黑等方面的批评性报道，及时公开透明，受到广泛好评。在一些个性敏感话题上，传统媒体也一改往日的严肃死板，放开尺度，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设置议程，实现舆论引导。如涉及文革敏感话题的电影《归来》，独特叙事风格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都引发了舆论的热议。难能可贵的是，传统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积极寻求主动，有效应对外媒负面言论，从技术革新到意识形态的创新，成功塑造了领导人外交和第一夫人外交。

　　2014年，新媒体成为舆论监督领域的佼佼者。新媒体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一方面，对于政府的活动实施、政策落实、信息公开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广泛收集民意，成为舆情研究的重点领域，为政府的迅速反应和积极调整提供保障。2014年，一批腐败官员被知情者通过微博揭发出来，一时间微博反腐成为监督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为推动中国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2.“净网行动”扫清了互联网空间的安全隐患

　　2014年的“净网行动”和“剑网行动”，进一步规范了新媒体的发展运营，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也为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014年4月13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许多淫秽色情网站被依法查处，相关频道、栏目被关闭，许多涉黄信息被删除，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根据国信办通报的最新数据，今年开展“净网行动”以来，已依法关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从事招嫖行为的微博客账号逾15万个，从事招嫖行为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账号70余万个，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公众账号3000余个，违法违规QQ账号90余万个。“净网”行动在各地也得到积极响应。

　　由于网络传播具有的高度的交互性和灵活性。传受双方的角色位置可以方便地、频繁地交替互换，此时此地是传播者，彼时彼地又是受传者。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蒂所言：“在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上传播和接收，都极具灵活性。一方面，凭借一台联网的电脑，传播者可以随时随地传送信息，受传者也可以随时随地选择收看或调阅任何已进入网络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允许实时同步和非实时异步的自由选择和转换。于是人们有了在使用媒介时自主安排时间的能力，人们的传播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对于网上空气的净化显得更为重要。

　　2014年2月，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3.来自传播主体的反思，新闻从业者在探索与批评中前行

　　2014年传媒安全中，新闻从业者这一传播主体是绕不开的因素。当今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已然成为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相当可观的职业群体。随着传媒业竞争日趋激烈，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媒体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一环。由此，新闻从业者既关系到传媒业的经济效益和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舆论与文化安全等社会效益。

　　面临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期，新闻从业者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常常出现两难，受贿、造假，一些职业操守降低的负面现象屡禁不止。陈永洲事件、21世纪网新闻敲诈丑闻不断掀起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拷问。而随着传媒市场化的深入，加之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国新闻从业者的流动性也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2014年新闻从业者在困境和迷茫中，无论是离开还是坚守，都在探寻着传媒未来之路。2014年，一大批媒体人辞职、转行，带来了对新闻从业前景的再思考。2014年8月6日，央视足球解说员、《足球之夜》栏目主持人刘建宏离开央视，结束他在央视的18年生涯;8月12日央视体育频道主播王涛通过个人微博透露已从央视离职，并贴出一组照片怀念在央视的11年工作生涯;10月13日，有媒体称央视《看见》栏目的主持人柴静从央视离职。10月22日，被称为“中国网络新闻教父”、创造了“新浪新闻模式”的媒体人陈彤离开了他深耕17年的新浪。2014年3月1日，崔永元在微博发布了自己赴美国考察转基因问题的一段纪录片，包括其走访的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等6个地区，进行了将近30场的访问。随后崔永元就转基因问题再次质问农业部，收到了接近两万的评论，五千多的转发，加上三万多个赞，成为他自2014年2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以来，获得关注度最高的一条。在两会期间他提出的追问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泛滥种植”的提案更是一时间激起千层浪，体现了媒体人对于公众知情权的维护和对新闻职业的坚守。

　　对于我国新闻从业者现状及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全国性的整体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总体上，本年度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张志安等人所做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2014)，为我们呈现了传播主体的基本情况，同时，由中国记协和中国科协所做的“全国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也让我们对传播主体的把握更加明晰。

　　四、对策与建议

　　21世纪，传媒安全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媒介融合的推进，绕不开传媒安全问题。针对目前媒介融合时代下中国传媒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还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大战略投入，健全法律法规

　　传媒安全问题还没有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媒介安全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由此，国家应当加大战略资源投入，建立中国传媒安全保障体系，创新传媒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系统化的传媒安全干预机制，真正把传媒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急需制定传媒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将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理念贯穿到新闻伦理与法规中。可以借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成熟有效的媒介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既要发挥大众传播的预警功能，同时也要发挥综合性的安全功能，实现社会稳定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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