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领域的这一系列变革，让网络舆论的鱼龙混杂、即时互动、隐蔽难控等特点更为突出，这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隐患。把关审核不到位，让网络舆情泥沙俱下，一时间难以控制，加之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容易瞬间点燃极端情绪，网民群体极端化倾向严重。这些都为互联网领域的传媒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时代中国传媒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4年，虽然传媒安全得到各方的关注，也在艰难中不断探索前行，然而面临改革攻坚期，媒介融合的推进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由此带来我国传媒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主流媒体优势一再受到挑战

　　2014年，我国已经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全媒体传播格局。有学者指出，“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主流媒体由于严格执行‘把关’制度，其安全形势总体呈现出可管可控态势。”

　　诚然，传统媒体尤其是党媒、央媒，一直在国家的有效掌控之中，“把关”严格，似乎很少出现差错。但是2014年面临新兴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可控态势”出现状况，一方面，信息传播效率优势不再，市场份额和经营状况惨淡;另一方面，人才流失，关门倒闭，让传统媒体从业生态进一步恶化，影响力大不如前。而21世纪新闻网新闻敲诈的丑闻以及传统媒体出现的一些新闻失实现象，尤其是地方小报为增加发行量而“不择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直接威胁传媒安全。

　　2.新媒体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负面冲击依然突出

　　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让其存在着天然的安全隐患。传播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传播效果的难控，传播机制的筛选、把关缺失必然导致传播过程中的风险加大。网络社区内，很容易产生意见领袖，并掌握着关键话语权，鱼龙混杂的网民媒介素养有限，这就极易造成谣言的传播和扩散，引起社会混乱，动摇和破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我们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可见，新媒体逐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斗争的重要战场，并占据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让事件迅速升温，成为言论的集散地和舆情酝酿的温床。近年来，由网络发起或发酵放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冲击正常社会秩序，极大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的平等的发声机会，把关人的缺失以及网民国家安全意识良莠不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帮手”。加之匿名、开放、多元，核裂变式的传播效应，新闻真实性受到严重威胁，为各种流言、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会的虚拟现实，极易激发网民的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危及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3.外国媒体从内容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干扰

　　近几年，我国传媒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卫星电视的全球直播，国际广播的精准落地，以及互联网的无远弗届，为我国媒体国际化提供了多元平台，“但仍然面临西方国家全方位渗透的风险。”

　　长期以来，国际传媒领域依然存在“西强东弱”的情况，西方大国依托强大的传媒集团和雄厚资源掌握着国际舆论话语权，一方面，在内容领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威胁我国传媒安全。运用新媒介技术手段，网络窃密和间谍攻击问题愈演愈烈，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对2013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抽样监测，发现境外6764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有的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疯狂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我国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

　　这种文化传输和信息交流上的不平等仍然使我们处于一种劣势地位。新闻媒体代表一定的国家立场和利益，意识形态因素是制约国际间交往、互信的关键因素。欧美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形象定位和基本基调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在此种情况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拥有并且善于运用话语权，才能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改变外媒的刻板印象，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 “新闻失范”现象频发，媒体自律和传媒人素养有待提升 2014年，中国新闻界似乎进入多事之秋，“新闻失范”现象频发，媒体公信力一度遭受质疑和打击。中国新闻从业者也在探索和迷茫中前行。“新闻失范”已然成为困扰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不仅损害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形象，还直接影响媒体社会功能的正确发挥，构成对个人权益、相关社会组织的法律侵害，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2014年新闻实践中“新闻失范”主要体现在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情况。2015年年初，《新闻记者》杂志梳理了2014年度十大虚假新闻，这也是继2001年推出年度虚假新闻报告以来的第14次。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加快，无意间为虚假新闻的传播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互联网环境下的虚假新闻呈现出高度的媒体融合特征。马航MH370航班失踪事件中，权威信息缺失引发的媒体上谣言乱飞，各种臆测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闹的沸沸扬扬的“郭美美澳门欠2.6亿赌债”实则为媒体不察所造成的不实报道;“湘潭产妇手术台上死亡”报道失当再次将医患矛盾推至风口浪尖。

　　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业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拿到红包和车马费，就可以随意吹捧，有偿新闻;收到封口费，就立马避而远之，有偿不闻。2014年12月，有着“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之称的每年一度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正式宣布停办，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猜测其中的猫腻。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的“捞钱经”。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央电视台至少有10人被带走调查，其中8名来自财经频道。

　　无独有偶，2014年6月，21 世纪网首席记者朱益民欲报道云南祥云飞龙公司业绩和生产中的造假现象，该企业知晓后通过公关公司斡旋，与21世纪网增续广告两年，多付出70万摆平。据查，21世纪网曾经通过新闻敲诈手段与一百多家企业签定广告合同，每家企业年付费20-30万不等，四年累计数亿元。21 世纪网从主编到记者，集体道德失陷，令人扼腕痛惜。

　　“新闻失范”，无异于饮鸩止渴，自绝后路。媒体自律和媒体人素养的提升，不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新闻真实、传媒公信力的现实需要，是改善新闻伦理问题的关键所在。媒体与媒体人应当寻求拐点中的契机，珍惜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当好社会公器，守得住底线，经得起诱惑，创造一个健康而纯净的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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