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蛇信仰中福祸双重性产生之原因
信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蛇信仰的发展也同样带有时代的烙印。
1、蛇的社会认知传统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人常认为龙潜于水底,有行云布雨,兴风作浪的能力。而龙又是权利的化身,帝王甚至被称为真龙;鱼跃龙门,则预示着金榜题名。由于龙蛇同形,“龙的基调还是蛇,并且既称之为龙,就已经承认它是蛇类”[6]26,所以蛇也常被视作“小龙”,并被赋予龙的能力。在相关书写中,蛇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的,对人类生活产生的也大都是积极的影响。尽管如此,蛇与龙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毕竟龙只是传说之物,本身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二者信仰状态的不同,人们更倾向于因蛇的灾祸意象而敬畏它,规避它,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崇拜。《夷坚志》中收录有多条对蛇原型产生恐惧的事例。如“孙知县妻”[2]1062、“池州白衣男子”[2]1071等都是人类蛇在幻化成人行的情况下与其交合甚至结为夫妇,但是一旦发现其原型,则产生深深的恐惧,甚至不久之后就死亡。但是人类对蛇的恐惧不仅对表现在蛇外表的恐惧,还有对其神性的恐惧。蛇一旦被赋予神性,不仅可以幻化人形,更有“祟人”的能力。在“王司户屋”中蛇作怪,以致“姜不能顷刻安,立徙它舍”[2]1272;“李氏红蛇”中李氏见蛇之后,“初时语笑无节,杂出怪异不稽之语,然犹与人相应答”[2]986等等,这些都是蛇以其能力,扰乱人的精神,打扰人的生活。对于蛇精祟人的情况,幸运的话,中祟者尚可通过巫术、道术等予以解除,如若不然,则随时可能致命。
2、 果报观念的延续发展
唐宋之际,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发展,果报观念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在蛇信仰中亦多有体现。如前述蛇充当判官,对违背道德伦理的人做出惩罚。同时,蛇有着强烈的报复心态,促使人们不得不敬而远之。如“闽丞厅柱”[2]39条,记载了戏玩小蛇而至家中房屋塌陷的故事。“李南金”[2]227条中记载了世人枉杀并吃小蛇,而小蛇的母亲入其梦控诉,随后便有数千小蛇围其庭院,后以食蛇肉者身死才告结束。“大孤龙”[2]217条则记载了行舟之时,“焚香沥酒祷之”,从而保障了行船的安全。可见,蛇信仰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体现着戒杀、存生和孝道等的观念。同时,在果报观念中还体现了动物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夷坚志》中蛇作为“弱势群体”,在遭到人类侵害时,会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报复,是蛇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体现。而这种平等使得蛇在对人类祸福的影响上更为普遍。
3、宋代社会发展对信仰功利性的引导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信仰方面的功利色彩越发浓厚,等价交换的思想原则也出现在信仰与被信仰者之间的互动中。“从事民间祠神崇拜活动的人们,也绝不是为着单纯的宗教需求,而是有着某种明显或隐晦的目的”[7]314。蛇信仰也是因其神性的一面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着它的信仰群体,而信仰群体的扩大又不断促进着它的发展。但是就给人带来生活不便的蛇而言,世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比较恶劣了,有时还会采取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因而收到蛇的报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蛇的功利性。同时,受到世人崇拜的动物在信仰体系逐渐发达的情况下也越来越人格化。鱼鳖虫蛇,无物不可成神。神人同形同性,在蛇的信仰中主要体现在如果世人对蛇诚心侍奉,那么蛇就会造福一方,反之就祸患四起,危害世人。如“桃溪潭龙”[2]1108条中就有县民诚心祷告以致求雨成功,后来又建庙宇供奉蛇神“躬执洒扫”而产生一些灵异事件帮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记载,这条记载中是人们由于其心诚而产生的福报。但“赵士藻”[2]217条记载了过境而不祷,致使船毁人亡之故事。
宋朝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较为宽容,采取“唯灵是信”的认可态度。《宋史》载:“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民生,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8]2561在《搜神秘览》的“顺济侯”条就记载了因小龙保佑政府船安全行驶只而被进封为“顺济王”的事迹。[9]116同样在《宋会要辑稿》中也关于顺济侯的记载,由于小龙的灵验事迹频繁发生,在徽宗崇宁四年十一月,“诏加灵顺昭应安济王”。[10]1087另外,在光化军的小龙祠中的小龙于隆兴元年二月,被“赐额威济”,在开州清水县的小龙鸣洞神祠中的小龙于崇宁四年八月,亦被“赐额灵济”。[10]1023、1027正是由于小龙的降雨的能力达到了世人的要求,才会得到官方的赐额和认可。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宋代官方、民众以及祠神在信仰中的功利性,这种信仰的功利性基本形成了民众与祠神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使得信仰中的福祸两方面相互依附,不可分割。
四、结语
《夷坚志》作为一本记载多种志怪内容的小说集,本身其内容就是多荒诞不经的。但是洪迈的写作态度以及当时社会的信仰背景决定了该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中记载的大量蛇故事对已还原宋代民间蛇信仰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夷坚志》中的蛇崇拜体现着福祸双行的特点。这与宋人的果报思想以及世人对蛇的认知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是信仰的功利性的体现。
注释:
① 徐尚豪:《宋人的精怪世界——从传说表述到信仰生活的探讨》,淡江大学2008年历史学硕士论文。氏著对蛇精的形象经行分析,统计宋代蛇精信仰中各地庙宇的存在数目并分析蛟、龙类怪兽与蛇类怪兽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较为透彻的分析了宋代精怪信仰所表示出的社会内涵和意义。[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氏著研究宋代一朝民间信仰的著作。他们用个案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南宋一朝的信仰或超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氏著从精怪世界的角度对蛇的形象和信仰作了简要的介绍。柳清:《夷坚志的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氏著是立足于《夷坚志》这部笔记小说,对包括蛇在内的民间信仰进行的分析。
②参看[美]理查德·冯·格兰:《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收入《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对于宋代以来江南民众对获取财富的心态进行了精当的分析。王晓薇、翟卫姿:《信仰与利益的纠葛:从<夷坚志>看宋代祠神崇拜的功利性》,认为人们从事民间祠神崇拜活动,是有着某种明显或隐晦的目的,而纯粹的发财致富的经济目的是最直接的要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