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欧洲之逻辑，创自亚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他甚至认为墨家的逻辑学比亚里士多德、陈那、培根、穆勒四个人的逻辑著作还有价值，但是，“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对此，梁启超痛心疾首：“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何面目见祖宗吗?” (《墨子学案》，民国十年排印本第142页)梁氏所说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情况仍不容太乐观。继承和发扬墨学特别是墨家的逻辑学以及墨家重逻辑的精神，还是十分必要的。

　　儒墨论争拉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而两家的关于名实之辩则为“名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儒家与墨家的正名理论，宏扬以儒学与墨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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