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名”，墨家不仅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比如，按照外延的数量，把“名”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达名相当于荀子的“大共名”，即现在所说的范畴。类名和私名则相当于普遍概念和单独概念。墨家还根据“名”所反映对象的特定性质，把“名”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以形貌命者”等等。通过划分，明确了“名”的外延。

　　对于“名”与“辞”、“说”、“辩”之间的关系，《小取》开篇就讲“辩”的性质与功用，然后说：“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陈孟麟把这段话译为：“于是要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探讨各种名、辞、说的逻辑关系。以概念反映事物，用判断来展示概念，用推论来说明原因。”(《墨辩逻辑学》，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21页)《经说上》所说的“言，谓也。言犹(由)名致也”，的“言”与“辞”通用，这句话也说明了“名”与“辞”之间的关系。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名”、“辞”、“说”相当于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墨家对于“名”与“辞”、“说”、“辩”之间关系的论述，与现在逻辑学的观点基本一致。

　　墨家也提出了他们的正名原则。《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 《经说下》解释说：“正名者，彼彼此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大体意思是：“彼”之名只指“彼”之实，“此”之名只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但是，“彼此”的集合名称却是指“彼此”集合体之实。这就把正名原则提升到逻辑规律的高度了。

　　综上所述，儒家与墨家对于“正名”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论论述，都给“名”下了明确的定义，论述了“名”与“实”以及“名”与“辞”、“说”、“辩”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他们的正名原则。这说明儒墨两家的正名理论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

　　儒墨两家的正名理论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分歧，而根本分歧就在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念。

　　所谓“正名”，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交际中使用的“名”要正确，要名副其实，名实一致，这就是“正名”的哲学原则，也是中国正名学中的首要原则，不管是儒家还是墨家，或者是其他各家，对此都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当现实中出现了名不副其实，名实不一致的情况时，应该如何“正名”从而达到名副其实、名实一致呢?有人主张正名以正实，如孔子;有人则主张正实以正名，如墨子及其后学。这种不同的态度，就导致了他们之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礼崩乐坏，战乱不止，“天下无道”(《季氏》)，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变化之中。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名实关系上，表示事物的“名”与其称谓的对象“实”之间固有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化，名存实亡或名不变而实变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颜渊》)，就是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做到名副其实，作为“君”、“臣”、“父”、“子”之人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君”、“臣”、“父”、“子”之名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颜渊》)。孔子对这种 “名实相怨”、名实不符的现象极为不满，他要“正名”，就是要求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实”去符合“名”原先的规定，即他要恢复的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制度，而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制度已是“历史”，是永远不会变的“名”。这种观念和态度，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则是保守和倒退。孔子因此而受到了许多指责与批判。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却也有所扬弃。荀子的“制名之枢要”，要点之一就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要求根据客观事物的同异规定“名”的同异，荀子自己解释说：“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同实者同名，异实者异名，这里强调了名同名异的客观依据。荀子的“制名之枢要”，另一要点“稽实定数”，就是根据实体来规定名的数量的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引申，强调的仍然是名的客观依据。这都体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倾向。

　　但是，荀子主张“制名以指实”，主要是指“王者制名”，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就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制定“名”以匡正“实”，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等级名分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就此而言，荀子并没有摆脱孔子正名以正实的唯心主义影响而完全转向正实以正名的唯物主义立场。

　　墨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儒家学派的人。对于孔子主张正名以正实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正名”论，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盲人不能辨别黑白并不是指“名”，而是指“实”。墨子批判的“天下之君子”就是指孔子及其弟子，他明确指出，对于仁和不仁的分辨，不能“以其名”，而应“以其取”。由此可见，墨子主张先取其实，然后定其名，这就是“取实予名”。在《非攻下》篇他说：“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首先要“察其实”、“分其物”然后才能有“名”。这都表明了墨子的名实观：“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显然，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墨家对此严加批判：“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诸今，则尧不能治也。”还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经说下》)墨家认为，尧的“善治”，尧的“义”，只是其“声”(名)存在于当今，而其“实”却存在于古代，今名与古实，不能混同。孔子的厚古薄今的观点一直为儒家信奉，也一直为墨家所批判。这里就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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