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开篇的第一章“客观性中”就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的案例批判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客观性情结，并把这种机械论思想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这种思想起点颇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色，反客观性的哲学态度与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背道而驰的。

　　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是一种基于个人经验的知识，而非先天的既有知识，所以波兰尼的思想具有的经验主义倾向——“事实上，一项技能的前提不可能先于其实践而在焦点上被发现;甚至也不能在我们亲自经历过这一实践之前，无论是看着别人还是亲身参与实践之前而通过别人明确的陈述得到理解。”[6](249)

　　波兰尼在知识形成的论述中开始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兰尼主张经验具有的“意义”作用，他认为“意义的形式化从一开始就依赖于非形式化意义的实践。”[6](381)但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他把经验看作是一种处于发生、发展中展开的默会知识，而不是外在、固有的知识——“它最终也必然是这样，因为那时我们还在使用着有关那些定义的未定义词语。最后，对一个定义所作的实际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依赖它的人对它的未定义的理解。种种定义只转换意义的默会系数;它们只是减少这一系数，但不能把它消灭。”[6](381)

　　他也直接讨论知识的“意义标准”——“一个肯定若具有下述的特性越多，它就越被认为是科学的一部分，对科学也越有价值：(1)确定性(准确性);(2)系统贴切性(深刻性);(3)内在意义。”[6](206)但波兰尼讨论“意义标准”的目的并非辩护，而是批判——“在处理一个题材的时候，如果精确的观察与数据严格的相关性这样的科学优点被赋予绝对的优先权，但在按这样的条件表述时这个题材却解体了，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将会与这一题材无关或者很可能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了。”[6](212)

　　他还强调了科学理论的解释并不是通过先天的逻辑结构展开的，而是通过主观与后天形成的默会形成的，这种默会贯穿于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的全过程。这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有明确的阐述——“对原始的术语和公理所进行的解释主要是非言述的，同样，隐含在数学进步背后的对这些属于和公理进行扩展和再解释的过程也是非言述的。在每一个系列的形式推理过程中，既在开始之时也在结束之时，直觉与形式之间的交替转换都是有赖于默会的肯定。”[6](119)

　　3.2 系统哲学的影响

　　波兰尼以from-to作为默会知识的形成机制，其实就是把科学发现的客体和主体合二为一，以系统的整体观看待科学发现的结构，这是系统哲学的基本观念。

　　系统哲学(Philosophy of Systems)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整体观，现代系统哲学是随着对于具有古希腊还原论特征的近代西方哲学观的反动而确立的。奥地利裔美籍科学家贝塔郎菲(L.Bertalanffy，1901-1972)在1937年就提出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并在1945年出版了《关于一般系统论》，标志着现代系统论的正式建立。现代系统哲学是随着现代系统论的出现而一并出现的哲学流派，贝塔朗菲在《系统哲学引论》(拉兹洛，1972)中的序文中指出《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贝塔郎菲，1968)中仅涉及系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大纲，直到《系统哲学引论》(拉兹洛，1972)的出版才完成了系统哲学的系统建设[9](3)。《系统哲学引论》的作者匈牙利裔美籍学者拉兹洛(E. Laszlo)就是目前公认的系统哲学代表人物，他是由于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的。贝塔郎菲和拉兹洛的原国籍也为波兰尼的哲学思想受其影响提供了部分的佐证。

　　根据贝塔郎菲的论述，系统哲学是一种“综合哲学”，“这项研究的持久主题是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因此，系统哲学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外在于系统的事物，所有事物均看作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们有着不同的系统层次和关系，不同层次和关系之间并不直接相通，但体现出系统整体性，意即“综合”。所以对于系统的研究不能采取机械的还原论，通过割裂的研究构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不能达到了解系统整体表现的目的。系统哲学还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系统哲学认为事物发展具有随机性，整体性的“涌现(emergence)”是质变的前提，事物的本质是复杂而非简单的，且趋向于不断进化。

　　波兰尼的哲学思想也具有鲜明的系统哲学倾向，《个人知识》中以人体解剖学为例说明以还原论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论是一种谬误——“假设所有的人体都绝对相同;假设我们有无限的时间和耐心作出人体内部器官的映射图;假设为此目的人体被切成一千块薄薄的切片且每块切片的剖面都被详尽地描绘出来;甚至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假设我们有超人的填鸭式教学技艺，能使学生准确的记住所有这一千块切片剖面所组成的图像——这样，学生就识知了完全决定人体内诸器官空间结构的数据集，但他还是无法识知这一空间结构本身。”[6](132)波兰尼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整体上时，我们也附带地觉知它的部分，但这两种觉知的深度却没有区别。”[6](87)他还以人和锤子的运动关系说明默会知识的from-to形成机制——“事实上，我们运动锤子和盲人使用拐杖的方式都表明，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把我们与被我们视为处于自己之外的物体相接触的点向外延伸。当我们依赖于一件工具或拐杖时，它们都不被当作外部物体来处理”。 [6](88)在这个例子中把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工具都看作是形成默会知识的内部物体来看待，上述两点均体现了系统哲学的整体论观点。

　　波兰尼也认为科学是一个存在着层次分布的大系统，科学内部的不同层次是不等价的——“自然科学被视为对事物的一种知识，而关于科学的知识则被认为与科学有相当大的区别，并被称为“玄科学”(meta science)。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逻辑层次：一层有的是科学的对象，二层是科学本身，三层则是包括科学的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玄科学。……以致一个面对着放在较低逻辑层次上的一个物体的观察者的逻辑范畴变得完全不适用了。”[6](532)

　　波兰尼充分肯定了随机性的存在——“盖然性陈述的基础总是以随机性作为前提知识。但是我们如何得知某些集合是随机分布的，或者某些事件正在随机出现?……我相信随机系统是存在的，因此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尽管从逻辑上说不大可能给随机性下任何准确的定义。”[6](58)波兰尼认为事物发展本质上就是随机与确定两种状态的反复切换——“随机冲击会释放出操作的力，这些力趋向于造成一个稳定的模式。在没有这种动态排序原则的时候，……现存的秩序最终会被哪怕是最微弱的随机冲击摧毁。但是，像用在实验3中那种力度充足的随机冲击也同样会摧毁任何动态稳定秩序，尽管这一秩序原来的出现是由于强度较小的随机冲击碰撞的结果。”[6](60)他强调随机性是事物运动的根本趋势——“骰子受到种种冲击的随机性把它立体对称的有序性变成了与它的六个稳定的可选位置相同的次数。秩序与随机性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在把盖然性陈述应用于机械性系统时是必要和充分条件。稍后，我们还将看到它还是终极条件，不能被简化为任何更基本的条款。”[76(59)他的哲学观点因此比早期量子理论更加偏激，完全否定了建立在归纳法上的统计概率的真实存在——“在肯定这些基本自然法则的时候，我们认可了我们从大自然的秩序中识知随机性的能力;而且，这种迥异性不能以数字概率的考虑为基础，因为概率的计算与此相反，它预先就假定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认识大自然中的随机性。”[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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