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基于信念与理论负荷的科学方法论

　　波兰尼主张反“客观主义”的科学本体论，所以主观性在他的哲学观点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并进一步导向了强调信念与理论负荷的立场，这种立场结合形成默会知识的from-to结构形成了波兰尼的科学方法论。

　　波兰尼认为信念是科学发现的基本保障，只有建立信念才能开始科学发现的进程，“现代物理学表明了人类的心灵甚至在接近经验界之前就能发现并展示统治着大自然的理性之能力，而先被发现的数学和谐只是到了后来才被揭示为经验事实” [6](22)，他强调“我们必定再一次认识到心理暗示一切知识的源泉了……这些都是造就了我们赖以掌握事物的、对事物本质的幻想的冲动，没有任何智力，无论它多么具有批判性或创造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托框架之外运作” [6](408)。他把信念的确立提高到了科学发现的纲领的地位，“我们的基本信念只有在我们相信它们时才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它们甚至连信念也不是，它们只不过是某个人心灵的状态而矣。就这样，我们从客观主义中解放出来了：我们认识到，只有从我们确信的东西内部——从逻辑上先于我们自己的任何特定的断言、先于我们掌握的任何特定知识的整个信念体系的内部——我们才能说出自己的最终确定的东西。如果要达到最高的逻辑水平并要把它表达出来，这就必定是我的个人信念的宣言。……我的目标必须是发现我真诚地相信的东西并把我觉得自己确信的东西形式化。我相信，我必须克服自己的自我怀疑，以便坚定地坚持这一自我认同的纲领。”[6](408)

　　通过确立信念的方法开始科学发现的进程后，波兰尼认为不能存在完全外在的、客观化的科学发现，“大自然中的事物并没有贴着“证据”的标签，它们之所以成为证据，只不过是我们这些观察者所接受罢了。”[6](45)所以，任何科学发现都无法回避理论负荷的影响，“用以跨越我们的仪器读书和出现在我们的公式中成为数字的量之间的鸿沟的数据获取和数据检验过程，确实永远不能全自动的，因为被引入精密理论中的精确数字与相应的仪表读数相互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以有观察误差的概数为基础的，而观察误差却无法由规则明确规定。”[6](28)

　　波兰尼认为理论负荷不仅仅影响了经验知识的获得，还对经验知识具有评判作用。他指出“如果证明理论预测与被观察到的数据有差异，这些差异本身就足以推翻一种理论了。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差异常常被列为异常现象” [6](30)，并以相对论建立初期存在的不完善为例阐明这个观点——“可事情却不是这样：到那时，对于任何威胁到爱因斯坦的世界画图所取得的新的合理性之建议，他们的头脑都如此封闭，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再以任何不同于相对论的方式思考了，那些实验都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证据也被撇在一边，他们只一心希望它终有一天被证明是错误的。”[6](19)

　　2.3 唯美的科学价值和自由主义的社会主张

　　波兰尼对科学研究看作是超越科学家集体的“游戏”，在更深刻的价值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学领域内探索科学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波兰尼认为驱动科学发现的动力是个人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来自于对于科学中内在的真理美的追求——“科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有追求它的美的热情存在，这种美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6](408)但是，这种具有献身精神和真理信仰的价值追求对于个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对于这点波兰尼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对这种美的感觉是不确实的，对它的全面评赏也只局限于少数一些内行人之间，而它能否被传给子孙后代也还没有把握。被如此少的人如此不确定地持有的信念在任何经验的意义上说都不是不容置疑的。”[6](408)虽然波兰尼承认这种追求仅存在于少数人的内心，而且未必可以得到认可和继承，他却没有裹足不前。波兰尼一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一边在理论探索中提出了应对的方法，他认为只有把科学研究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才会充分发挥科学的价值——“科学价值必须被认为是延伸到包含人文学科、法律和人类的种种宗教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6](266)，这就是波兰尼的科学价值观。

　　他进一步的把不同的科学价值观应用于对社会组织形式的研究中。他把科学价值观看作一种文化，把科学研究方法看作一种仪式，认为这两者构成了一对范畴，并组合成了失踪社会组织形式——“文化和仪式的伙伴关系的框架在原生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组织的四个系数，这四个系数共同构成了具有固定社会关系的一切具体的社会体系。这些系数中的两个使我们回想起言述层次上满足求职热情的两种方法，即肯定或内居(in-dwelling)：第一个是信念的共享，第二个是伙伴关系的共享。第三个系数是合作，第四个是权威或高压统治的行使。”[6](327)波兰尼是主张通过共享或合作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是他所谓的“欢会神契(conviviality)”。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论者，他承认权威或高压统治对于维持公共秩序的合理作用，但反对走上集权主义的道路，他坚定的认为个人的自由是社会的基本——“这种控制的统治者们打算重塑社会，包括社会的思维，以便为它的福利服务。于是，他们拒绝给思维以任何独立的地位或自由活动，尽管他们常常可能在事实上承认它的权威，以作为对常识的暗中让步。”[6](329)

　　三 波兰尼哲学思想的背景理论

　　任何一种具体的理论都脱离不了所处时代的背景理论。所谓的背景理论就是在某个时代已经确立的、并成为该时代所有具体理论根基的基础理论。背景理论具有评价-辩护作用，通过理论与与经验之间的逻辑统一性原则，它体现了科学认识中经验与理性的深层综合，并最终实现新理论的建立和背景理论的强化。[7]波兰尼哲学思想的背景理论就是20世纪的科学哲学，他的思想清晰的反映出20世纪科学哲学两大理论发展脉络——逻辑经验主义和系统哲学的理论特征。

　　3.1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波兰尼的哲学思想是与20世纪科学哲学的理论认识发展同步的。作为匈牙利裔，他在布达佩斯长大并接受医学训练，后在柏林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直到1933年因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而迁居英国曼彻斯特。波兰尼的早年居留地、科学研究领域和时间跨度可以推论他熟悉逻辑实证主义中的维也纳学派，但从《个人知识》一书的论述中，波兰尼的哲学态度最终站在了对立面。

　　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派别，它是由石里克(M.Schlick

　　)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于维也纳的一个科学哲学流派，起因于维也纳大学的一些爱好哲学研究的师生们的非正式讨论，所以也被称之为“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卡尔纳普(R.Carnap)和汉恩(H.Hahn)等早期科学哲学的众多名家，后来联络了在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促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这个学派主张“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命题的意义理论，提出了“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 [5](634)，也就是强调“逻辑”和“经验”的二元结合，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一词的由来，不同的学者对于二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呈现早期重经验、中期重逻辑、后期重融合的理论发展进路。这个学派最著名的著述——《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的。科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既然每一个科学陈述的意义都必须通过还原为关于所予的陈述来说明，那么同样，任何概念(不管它属于科学的哪一个分支)的意义也可以通过逐步还原为其它概念，直到那些与所予直接相关的最低层次的概念来说明。”[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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