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穷理尽性莫尚佛法”的信仰思维

　　从1251年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起，忽必烈汗就已经探索治国安邦之道，有关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等问题，在《元史·张德辉传》中有过精彩的记载。从蒙古文化自身出发，依靠传统的萨满教，特别在至上神长生天的感召下，原始萨满教完成了它与汗权崇拜相结合的生长过程。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汗时期，萨满教伴随着汗权的确立和发展，改变着自己的思维特点，一是汗权时期萨满教思维转向，二是萨满教自身的思维特点。

　　(一)汗权时期萨满教思维转向[33]，这一时期的萨满教采取了与汗权政治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1、从先理性后信仰到先政治后信仰的思维转变。在英雄文化时期，萨满教控制着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园，但到了汗权文化时期，萨满教的地位明显下降，特别是成吉思汗时代，在成吉思汗和合撒尔的冲突中，成吉思汗严历的打击了当时离间的萨满，对萨满教的地位形成了较大的冲击，突显了政治高于宗教的特点。在英雄时代，人们的信仰之路是先信仰后理性，但到了汗权时代，宗教要服务于人们的政治需要，变成了先政治后信仰。这是蒙古民族信仰之路上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2、从神启宗教向道德宗教的思维转变。所谓神启宗教是指英雄时代的萨满教把世界一切看成是神的启示，人们不过是按照神的启示来生活，人在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附从，其思维方式是由神到人。道德宗教是指汗权时代的人们已经把先前神启的对象演化成一种道德标准，神已经变为一位道德的长生天，由最初的对神崇拜发展到对长生天的崇拜，而对长生天的崇拜演化成对道德境界的崇拜，其思维方式是由人到神。也就是说，在汗权时代的宗教领域中，崇拜的思维对象已经由神转化到了道德，而道德标准的设定不是由上天来规定的，而是由当世的人来设定了，如此一来，在人和神之间，变成了由人来规定神，而不是由神来规定人，人成为了思维的中心和内容，换句讲，人的能动性在神面前得到彰显。这是当时人们思维的重大转变。

　　3、长生天渗透的思维变化。在英雄文化时代，天神(腾格里)是众神之神，在他的下面还有众多的职能神，如玛纳罕、吉雅其、苏勒德等，这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特点。到了汗权文化时代，长生天的出现，大量职能神的非职能化特点，表现为天神的抽象化，就这一特点而言，展示了当时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表现了人们从生活现象向生活本质把握的进化，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显现，或者说是形而上的表现。

　　(二)萨满教自身的思维特性。[34]萨满教从万物有灵论开始，认为自然物天、地、风、鹰、牛等都有灵魂，家族祖先死后，灵魂不死，寄于天宇，确立了人和万物统一于灵魂的基本思维模式。在祖先的信仰中，认为本族的人死后，灵魂不灭。当族人有病、搬家、出猎等行为时，都要对自己的族源祖先进行祭祀，以示祖先之灵的僻护，表述着血缘之灵魂与人同在的思维模式。在疾病治疗中，认为治病就是要找回遗失的力量，即遗失的灵魂，也称灵魂修复。萨满教认为，人类由各种灵魂或生命力所合成。疗愈就是去找回失去的那个灵魂。灵魂与个人的统一，是人身健康的标准。

　　在内容丰富的祭祀和实物崇拜中，也体现着人类与灵魂统一的思维构想。祀者希望在祭祀中能够与所求的灵魂达成一致，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人与灵魂的统一。在火的崇拜中，认为火中生万物，神火可以洗涤一切污垢，驱赶邪恶魂灵，使福寿和光辉永驻人间，称火神为“母亲火”、“额吉”(母亲)，并在祭火时为火母奉上供品“黄头白羊”，期冀火神的光明与照耀。

　　萨满教期望人与自身及万物诸魂相统一的思维框架，表明的不仅是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恐惧和无奈，更期望通过法术的方式能够控制自己与身外的诸种灵魂，达到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目的。这种人与神(灵魂)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一直影响着蒙古民族的信仰走向。

　　萨满教作为一种入世思维，已经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着一种不求世达，只求今生的信仰理念，其核心的思想是：人与灵魂是不可分离的，或者也可以说：神不离人，人即为神，魂主人世，人求魂知。

　　灵魂观念是萨满教的核心，决定着思维方式的走向。当做为主体的人还未与客体相脱离而独立时，主体对客体的依赖，必然产生对超自然——灵魂的追求，以保持人与外界相和谐的心理感应。

　　(二)喇嘛教思维特性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立喇嘛教为国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喇嘛教，“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元史·释老传》)研究忽必烈汗推崇喇嘛教的原因，即有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疆域的扩大，四色五异民族的增加，特别是百姓长期战乱的痛苦，渴望安宁的生活;也有阿里不哥的分庭抗礼以及西北诸王的反对，几年的兄弟相残以及南宋的对抗与威胁等，都迫使忽必烈寻求一个能使封建帝国诸种势力、民族和文化实现信仰上的统一，为蒙古帝国君主制提供理论支持。1251年在南征大理途中会见八思巴，为喇嘛教成为国教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喇嘛教在教义上把弘扬佛法的帝王称为菩萨转世的转轮皇帝，是佛的化身，鼓吹可汗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佛是灵魂世界的主宰者。喇嘛教的世俗论证功能使至高无上的可汗皇帝在信仰领域中完成了证明。

　　就喇嘛教本身来讲，属于大乘佛教一部，在与密宗以及苯教结合中，形成了西藏地区自己的藏传佛教，放下它为藏王统治作论证的世俗性一面，其总体的思维方式有[36]：

　　(1)从“空”出发，确立自己的思维开端，主张 “缘起性空”。 所谓“空”既不是“零”，也不是“空无”，而是指“不可描述的”实在。宇宙本身既无创造者，也无主宰者，万物万事皆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37]。 所谓缘起，即待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产生均有原因;性空则是自性空的略写，一切法均无自性，从缘而起，这便是缘起性空。就世界的存在之“有”，认为“有”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是假借的概念(假名)，是不真实的，它们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或自性(无自性)。就空有关系而言，“空”是第一性的，而“有”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事物的假象，“空”为事物表象后面的“真有”，空不是空无一物的“顽空”，而是要用“五眼”才能可见“诸法实相”， 是“有”中之空，是一种“苦空”。——“空”的主张在理论上，把人存活的基础挖空了。

　　(2)以“空”为基础，立足于“苦”，使人产生出走的思维冲动。喇嘛教认为一切众生的体是流动和转变的，或生或灭，出没无常，形象是假的，性质是痛苦的，轮回之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欺骗与幻变，总之一切存在都是“色”，无价值空虚的东西，最后都不免灭亡。幼小痛苦，青年痛苦，老年痛苦，死亡痛苦，轮回转生也痛苦。此种痛苦连神佛菩萨也都不会避免，即或成神也不能脱去罪孽的障碍，仍然属于轮回的范围之内，不能超脱苦难的业海。总之，人生是苦难的。探讨“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无限“欲”望， 其中人类的十二缘( 生、有、取、爱、受、触六处，名色、识、行、无明和老死)，是欲望的内在冲动，喇嘛教把现实的世界看成是痛苦的，符合了人们对生活艰辛的感悟。——“苦”的观点在理论上，把现世的渴望破灭，追求来世的冲动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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