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忽必烈汗从 “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穷理尽性莫尚佛法”出发，建立了元朝基本的政教并行的统治体制，分析并研究忽必烈汗在处理诸种事物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同思维过程和整体的思维构想，是认识元初社会的一种方法。本文就忽必烈汗的哲学、经济、法律以及萨满教、喇嘛教思维方式等进行了归纳，期望能为进一步认识忽必烈汗提供契机。

　　关键词：忽必烈汗;思维方式;儒学;喇嘛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研究》(09BZX071)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蒙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比较研究》(07JC720012)阶段性成果，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元朝是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封建制王朝，史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1]。民族众多，“四异五色”。在元朝的开创者忽必烈汗统治的三十四年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畅通，史称“至元、大德之治”。[2]在对忽必烈汗国的研究中，有关忽必烈汗治国思维方式的研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立足于忽必烈汗创元立国的过程，试图从整体总结忽必烈汗治国思维的基本构成。

　　从1260年继承汗位到1294年辞世，是他治国思维展现最充分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社会的统治，一是对神圣王国的塑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教并行的制度。在哲学上，他以儒学的修仁思想为核心，以长生天的原始宗教为背景，通过至诚的桥梁，勾通了天人关系，其中包括从长生天的天命观到道德治国的转变，并在“祖述变通”的思想指导下，开创了元初盛世。在宗教上，在原始的萨满教不能适用于统一帝国的情况下，他引进了具有先进性的创生宗教——喇嘛教，力图用信仰的一致性完成国家统一的一致性。

　　一、“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的治世思维

　　即位诏书是忽必烈汗治世思维的政治宣言，他讲“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矣。”;在南喻诏书中，他重申“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朕缵承丕续，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在武功迭兴，疆域一统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文治是统一帝国的首要事情。早在幕府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3]在主管漠南汉地以及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文人儒士，如刘秉忠，元好问、张德辉、姚枢、窦默、许衡等。在这些人的鼓动以及中原理学影响下，理学成为他治世的基本准则，认识到 “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4]的儒学精神。

　　(一)“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哲学思维[5]。诚是儒学的基本思想，“诚者，天之道也”[6]，也是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范畴，其基本的意向是天人合一，忽必烈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应天者惟以至诚”的思想。从“钦应上天之命”的天命观出发，主张以人应天，突出于人的道德的修养，通过以德合天的方式，实现天人合一。突显了他的“泛道德化思维”。同时，他又把至诚的伦理关系转向了拯救百姓之路，以天人合一的忠诚之桥解释成为实惠的内涵。致民以实惠，君王也就做到了天一合一。实惠成了联系天人之间的桥梁，从而改变了传统蒙古思维中的道德或伦理化的倾向。具有了“功利化思维”的倾向。这不仅是思维内容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来思维天人关系，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

　　在程、朱理学鼓吹心性修养的儒学氛围下，忽必烈汗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倡导功利之学，提倡人们要知，他说“学而知者，方能修行也”[7]针对一些儒生注重体悟的修行，他讲“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8]。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知行观上，他更注重行，强调国家的治理，突出知的功利性目的。因此，他的知行观只能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知行观，尽管如此，忽必烈汗知行观的意义在于对人、知与行的立体思维，可以说在蒙古民族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对于以后蒙古民族关于知行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基本的方向，意义重大。

　　在功利思想的趋动下，如何改变民族文化的保守性，是元朝创立初期必须解决的思维转向问题。如何对待以皇族代表人物阿里卜哥等人提出的“祖述不可变”的思想，他勇敢的提出了“祖述”可变的思想，或者说他开始用一种变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皇朝治理的问题。在做法上，他突破了“祖述”的思想限制，大量采用儒家思想和儒学人士来治理国家，同时倡导佛学，立为国教，建立帝师制等。在众多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坐天下的问题上，他实行的是一种“变通”的思维方式，对蒙古族民族文化的思维走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草原部落走到中原帝国，政治与军事的成功使忽必烈汗等人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一种，“乾元之国”与文化多元的思维方式。先辈成吉思汗的王朝战争，改变了忽必烈汗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大一统”国家成为他思维的出发点，故他取名于《易经》乾元之义，把自己的王朝称为大元，与之相适应的是，大元与大一统在文化上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思维，例如他创设八思巴文，意在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宗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一视同仁。如此作法在中国历史是非常少有的，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充分说明了忽必烈在思维上立足于乾元的视角来审视世界与文化

　　(二)筑基立元的经济治国思维。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汗，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织中，确立了元朝的基本统治框架，形成了蒙元一代治理蒙汉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

　　1、从游牧经济向重农经济的思维转变。习惯于游牧经济的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后，大肆圈占农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9]，极大的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忽必烈即位后，“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0]严禁农田变牧场，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切权毫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践踏田禾，骚扰百姓。”[11]面对北方“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12]的状况，“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13]并采取了村疃制，支持和奖励农耕，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元实行劝课家桑，“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14]南方的农业生产也“升平无事，民安地着，蒱逃者还业，五谷增价”[15]后人评为“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16]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蒙古贵族在中原经济的治理上，很快就从游牧的思维中走出来，并融入到农业文明的管理方式中，这对蒙古民族经济理国思维方式产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值得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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