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还认为，劝人不能骄慢，待人要有和气之辞、安人之色。他指出：“劝人之法，不可骄慢也，不可傲易也，又当和汝之辞气，安汝之颜色，以待于人，人若能改其前行，克新厥心，而乃曰：我今所好者，德尔。如此则可以入大中之城也。”[4][卷下]胡瑗认为，对学生要有耐心，做到善劝，以至诚感人。他说：“夫君子之人，有善必劝，劝之不已，则不善至于大善，以至愚者必贤，贤者必圣也。”[2][卷4]安定学案载有胡瑗施教的一则趣闻：“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为国子日，遣之就学京师，所赍千金儇荡而尽，身病瘠将危，客于逆旅。适其父至，闵而不责，携之谒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教谕之以道也”。乃取一帙书曰：“汝读是可以知养生之术，知养生而后可学矣”。视之，乃《素问》也。读未竟，惴惴然惧伐之过，自痛悔责。安定知已悟，召而诲之曰：“知爱身则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圣贤书次第读之，既通其义然后为文章，则汝可以成名。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勉勤事业。”先生锐颖善学，取上第而归。”[3][卷1]后来罗达痛改前非，勤奋学习，坚持苦学数年，果然考取了进士，学有所成。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这样评价胡瑗的教育艺术：“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1][p293]显然，胡瑗教育教育学生并不以什么“师道尊严”，而是循循善诱。

　　三、讲严格并不否认对学生之关爱

　　胡瑗强调从严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1][p117]就教育而言，胡瑗也认为提高学校的教育效果，重在管理。作为教师要把教与管结合起来，只有从严管理才能提高教育的效果。从严管理，必须从严立规矩开始。胡瑗任教期间，就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让学者“所据而据”。《安定学案》中也有记载，“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3][卷1]胡瑗对于学生的行为动作要求也很严格。如他初次见到学生徐积“头容少偏”时，便厉声说：‘头容直!’徐积猛然领悟到不但头容要直，而且心也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后来，他常对人说：“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也不违也”。他执教后，常在众多学生面前，“多于空中书一‘正’字。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用不尽’”。[3][卷1]在学校管理方面，胡瑗也有一系列要求。据史料记载，胡瑗去太学时，由于火禁甚严，太学生晚间不得在校留宿，天黑前必须离去。外地求学者须投靠亲友，或住客店，带来许多负担和麻烦。胡瑗了解情况后，便与孙复一道上书请求放宽规定，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得到批准。自此，“诸生方敢留宿”，“四方学者稍稍臻集”。那时，太学还实行寄宿制，这是一大改革。宋代开国以来，因为太学左侧紧靠着御书阁，一向重视消防，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全部熄灭，学生不得留宿。到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就请示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果发生意外，概由他们两人负责。从此以后，又恢复了寄宿制。但胡瑗制定了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小心火烛。学生除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都在校内住宿，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不准随意会客或离校。

　　但胡瑗的严格管理并不是建立在等级级制度之上的，而是从提高教育的效果角度出发的，所以他在强调严格管理的同时，同样强调对学生的关爱。胡瑗是情感教育的高手。他把学生当朋友，他说：“惟朋友讲习，盖朋友之道，同心同德，其气相契。”[2][卷10]《安定学案》也记载说，胡瑗“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3][卷1]著名理学家程颐在太学中师事胡瑗时，胡、程师生之间，“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3][卷1]胡瑗深为喜爱程颐这个高材生，不仅处以学职，还表示自己应向他学习，而程颐虽学业精进，但毫不骄傲，非常谦虚，对胡瑗倍加尊重，其师生感情历久弥深。这可以说是胡瑗建立师生平等关系的典型范例。胡瑗还对那些初显才华的学生给以特别的爱护，热心扶植。如，《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周之道，字觉民，湖州长兴人。少刻意于学，年十三以文谒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业。”“潘及甫，字宪臣，扬州人。励志文行，闻胡安定倡学于湖，负笈从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诸生比也，遂补学职。”“莫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泰山孙氏弟子说之子。闻安定讲学 上，往事焉。一见奇之，曰：“大有器识，所造未易量也”。以进士累官光禄丞，知饶州，称循吏，杨文靖极称之。[3][卷1]还有如，胡瑗的学子卢秉，字仲甫，德人。光禄卿革之之，虽说他“未冠，有俊誉。尝谒蒋希鲁(堂)，坐池亭。希鲁曰：“池沼粗适，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时来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节也。”希鲁赏味其言，曰：“吾子必为佳器。”[3][卷1]后经过胡瑗的精心培育，他武学精湛。据载，卢秉后来“中进士甲科，累迁制置发运副使，加集贤殿修撰知渭州。击夏酋有功，迁龙图阁直学士。元祐中，知荆南。刘元城论之，降待制，提举洞霄宫，卒。”[3][卷1]胡瑗还从生活上关心学生。如他的学生安焘勤奋好学，身患痼疾，仍坚持听胡瑗讲经，常被挤丫着听讲。一次病发，胡瑗知悉，当即“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后来，安焘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在胡瑗言传身教的长期薰陶下，他的学生不仅养成优良的学风，而且努力效法他的言谈、举止、容貌、服饰等。当然，效法胡瑗者非止安焘一人，史云：“(胡瑗弟子)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3][卷1]

　　胡瑗对学生情同手足，关怀备至;学生对老师也敬重热爱，一往情深。胡瑗晚年去职休养时，其弟子纷纷前去送行，成群结队，相延百里不绝，其情况极为感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师生感情，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胡瑗实行无声之道德感化的结果。只有“诲人不倦”，处处关心爱护弟子的老师，才能教出因老师退职休养而成群结队，相延百里不绝送行的弟子。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比去京，诸生诣阙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门甚盛，莫不惜其行也。”[1][p115]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胡瑗)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1][p117]《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亦载：“胡瑗)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有绝，时以为荣。”胡鸣盛在《安定先生年谱》中描述了胡瑗东归时的情景：“集贤校理钱公辅率太学诸生百余人，即佛舍为位哭，又自陈师丧，经假二日”。[5]可见教育离不开感情，感情离不开良好的师生关系。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情感的教育作用。明末清初的颜元，自称安定先生“真吾师，恨不及门”,并为自己出身不与胡瑗同时，不能直接求教而饮恨不已。[1][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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