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瑗是十分重视“礼”的规范作用的，他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在教育管理方面他也是科条具备，严字当头，但他对他的学生却很少“师道尊严”。胡瑗视诸生为子弟，没有高高在上的心理。他善于用平等友善的态度进行教学，与学生相互切磋。对学生可谓情同手足，关怀备至。此外他还善于用自己人格的力量来感染学生，增强教师与学生的心理相容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师生平等;情感教育;宋代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称“安定先生”，宋代义理易学的先驱，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胡瑗教育学生主张师生平等，并善于在以理服人的同时，注重以情感人。情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理环境，教育教学离不开情感的维系。胡瑗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情感的力量，以平等的姿态增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心理相容，促进了教育效果的提高。胡瑗师生平等的情感教育理论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讲师道并不否认师生之平等

　　胡瑗强调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他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1][p244]胡瑗的这种思想主要还是承继了传统儒家的“师道尊严”。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专论《学记》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师道尊严”思想。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师：“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学(教)为君也”。《学记》论证后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祭主)，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教师具有与君王同样尊敬的地位，无需以臣民的身份谒见天子。孟子曾引证《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将君师并提。荀子更明确提出天了君亲师的说法：“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孟子认为，教育学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恰当的原则，他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毂，学者亦必志于毂;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荀子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较高的条件。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六十岁)艾(五十岁)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儿，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师”是礼义的化身，因此学生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教师。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荀子·修身》)此外，在我国古代教育活动中也早已有了“皮弁祭菜”之类对学生的惩罚器物。据《学记》所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肆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胡瑗继承了前人的师道观，他认为仅以柔言求人并不能感人，所以他强调用“刚德”对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他说：“徒戚施面柔以甘言美辞求感于人，是所感在于口辅……不能感人以至诚”[2][卷6]所以在管理问题上仅有柔德不能济事，必须使用刚德。胡瑗先后在蒙卦初六、大有象辞、蒙卦上九、解卦象辞、豫卦象辞、噬嗑卦辞口义中，阐述了刚德具有补教化之不足、近令弃恶而从善和禁暴止乱之功能。所以教育与管理必须严格，不能使其“嘻嘻然”。[1][p235]为此，在治校的过程中，主张治校必严，强调严立规章，严格执纪。他主持大学之间不仅所订的学规极其严格，而且处罚措施也相当严厉。如，生徒犯规，轻则关暇几月，不许出入;重则前廊关暇;同志重则迁斋。若其人果不肖，则所迁之斋可以不受;既迁以后，又必本斋同舍力千公堂，方许放还。再重则下自论斋，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问。又重则夏楚，屏斥终身不齿。

　　但胡瑗所定的规矩不只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教师自身的要求，从这一点上说，师生应该是平等的。胡瑗认为，教师要教育学生“正身”，教师自己就必须“正身”。他的学生徐积常对人说：“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也不违也。”他执教后，常在众多学生面前，“多于空中书一‘正’字。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用不尽也’。”[2][卷1]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已然后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胡瑗继承了孔子的“正身”思想，处处强调一个“正”字。他说：“得其正道盖上之临下，必得其正道，若一失于正而入于邪，则下之从也，若影响之效，固不可以无正也。”[2][卷4]胡瑗一生始终坚持正人正己的信条，躬行实践，率先垂范，注意利用自身高尚的道德行为来教育学生、感染学生。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见于后世，然非此无以慰学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1][p117]胡瑗认为，教师要做到正就应当不断修洁自居、自新其德。也就是要修身。他说：“人不能修洁其已，不能自新其德，不务升进而自处于卑下之位，为人所不与也。”[2][卷8]只有不断修洁自居、自新其德，才能始终保持一个“正”字。

　　《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下所效”必然要求教师发挥楷模的作用。孟子曾以技巧精湛的“大匠”和善射的“羿”比喻那些善教的教师。他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这里说的“志于彀”和“以规矩”，都是通过教师的示范作用向学生提出的要求。只有教射的人努力拉满弓，才能使学射的人也跟着拉满弓，只有“大匠”严格遵循一定的规矩法则去教人，才能使徒弟也遵循一定的规矩法则去学习。在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方面，胡瑗严立规章。胡瑗在湖州州学任教期间，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他同时注意实践躬行，言传身教。据《宋史·胡瑗传》记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具备，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礼。”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称赞说：“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1][p117]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也说：“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署，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设师弟子之礼。”[1][p115]《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称“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胡瑗为了“严师弟子礼”，“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决不稍懈。[3][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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