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图像文化对小说的影响

　　虽然图像在中国文化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规模的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在清末。这主要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晚清之时，国人兴起“开眼望世界”之潮流，但由于诸多条件限制，无法身临其境地观看，而图像文化就应运而生，图像文化的突出代表非《点石斋画报》莫属了。在《点石斋画报》影响下，出现了所谓的“画报热”，人们更加热衷于看图而不是文字，出现了“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2]的奇特现象。

　　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图像文化在中国的形成。熟知中国现代小说的都知道，现代小说的兴起亦是在清末，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二者的几乎同步兴起难道只是种巧合吗?二者关系到底如何?在我们看来，二者同时出现显然不是巧合，在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我们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时，亦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代研究现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学者，无一例外的都对图像显示处浓厚的兴趣，如当代研究小说的大家范伯群、陈平原和杨义等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在研究小说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图像的研究，这说明这些学者在研究现代小说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对图像予以关注。学者李欧梵就认为：“任何研究通俗文学和印刷文化的学者都必须注重图像，因为通俗普及的工作就是靠印刷出来的图像，单凭文字语言——勿论是文言或白话——都不够。”[3] 如陈平原在《图像晚清》一书中，就倡导一种图文互动的解读晚清之路径;而研究通俗小说闻名的范伯群先生近年来更是致力于图像的研究，推出了《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尝试着以图像来解说中国通俗文学史;另外一个研究现代小说的大家杨义先生也曾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图志》一书，倡导图文互动的研究方法。从这几名大家的研究路径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毫无例外地对图像进行关注，这就是因为，现代小说与图像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或许由于他们的学术兴趣所在，他们并没有直接从理论上集中探讨二者的关系。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路径却为我们研究图像与现代小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为我们留下大量的图像资料。正是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重新研究图像文化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图像文化如何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兴起。

　　小说现代化的特征有很多，如在内容上发挥小说的启蒙作用、关注时事;在形式上引进西方小说进行叙事手法的创新、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的转变等;在小说的创作上大量创作短篇小说以及日益走向商业化等。这里就不面面俱到地进行研究，而是抓住现代小说的商业

　　化特征来具体研究图像文化对现代小说兴起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小说创作的商业化是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范伯群在论述近现代通俗文学也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估计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业性文学。”[4]这里，范先生认为近现代通俗文学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自然包括近现代小说。在研究通俗小说的学者看来，现代小说无论是新文学的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受到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影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通俗文学(小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创者，他们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转型做出了很多努力。[5]也就是说，没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小说)的影响，现代小说的兴起只是一纸空谈。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图像化，熟悉清末民初小说都可发现，当时的小说几乎是没有不插图的，无论是封面插图还是情节插图，以及当时兴起的诸多画报类小说期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我们说图像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兴起也并不为过。

　　小说出版的商业化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出现了专门以售书为生的书商，这当然和明清之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离不开。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是上海——小说出版的商业化程度更高，出现了专门以卖文为生的专职小说创作者，如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因此，该派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小说商业化的集中体现者，并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鸳鸯蝴蝶派对现代文学发生的贡献更多体现在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建设上，所谓现代文学生产机制是指现代文学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6] 现代文学(小说)的生产机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依赖市场，也即是要有广大的读者群。小说的创作者和出版者为了能拥有更多的读者，增加小说期刊的销量，就不得不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和趣味。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一是进行白话创作;其次就是利用图像来吸引读者，在小说中辅以大量的插图，主要有情节插图和封面插图。因为，当时这些期刊小说的读者无非两类：文化层次较高的和文化层次低的。文化层次低的自然需要看图来理解文字;而文化层次高的同样喜欢看插图，并把这些插图作为把玩的珍品。因此，在清末民初之际，特别是上海的小说期刊几乎是无不插图，以招徕读者，提高销路。显然，这时的小说插图主要是在明清小说插图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如民国著名办刊人包天笑就曾创办了图文并茂的小说期刊《小说画报》。这个画报有两大特色：一是全部以白话进行创作;二就是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如其所说：“无论长篇、短篇的小说里，都有插图，为的是图文并重，所以称之为《小说画报》。”[7] 当然，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类似于《小说画报》此类的插图期刊数不胜数，这里仅以《小说画报》为例。画报这种体式的出现，就是图像文化与文字结合的产物，特别是《点石斋画报》更是画报的中的先行者。如果按照《点石斋画报》的体式来讲，严格意义上的画报当如《点石斋画报》那样，主要以图像示人，再辅以少量文字解释说明，俗称图配文(图配文就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一般的插图则是文配图)。在画报中，读者看到的首先是图，而不是文字，甚至不需要阅读文字也可以读懂画报中的内容。这时的图像就由明清小说中的“图解”故事走向了《点石斋画报》中的“图说”故事。这也说明了图像对小说的影响方式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图像的“图解”方式从现代小说的生产机制方面或商业化层面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兴起，那么，图像的“图说”方式则从小说的叙事层面促进了小说的现代化，即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的图像叙事的出现。而图像叙事的确立又是通过《点石斋画报》来完成的。

　　三、《点石斋画报》中的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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