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小说与图像关系的历史考察，以及图像文化在现代小说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认为：当今文学的图像化并不是文学的末日，相反，文学与图像的结合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文学的发展。文章结尾，我们认为，文学或是文学研究将走向图文互动的方式。

　　关键词：图像文化;现代小说;语-图互文

　　在今天，图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甚至有人宣称我们的世界就是个图像世界，海德格尔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预示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 所以，把今天的时代称为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并不为过。自然，我们的文学也难逃图像的侵袭。因此，不少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谈“图”色变，认为文学正在被大规模的图像化，而原本属于文学的领域正逐渐被图像蚕食鲸吞。有些悲观的学者甚至抛出了“文学消亡”的论调，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附和。这里，显然是把图像作为文学的发展的消极因素来看待的，把图像看作是文学的对立面。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图像文化的出现对于文学自身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图像文化的出现来更好的促进文学的发展。下面就以小说为例来说明图像时代的到来并不是文学的末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促进文学的发展，因为二者不仅是对立关系，同时也是互文关系。

　　一、图像与小说的历史纠葛

　　文学图像化是个历史的命题，并不仅是当今所谓图像时代特有的产物，这里姑且以中国小说为例，首先对图像与小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梳理。

　　小说与图像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时画像石、砖，或称石刻画像。画像石、砖上的图像所描绘的一些历史传说和故事，因此，也被称为汉画，如“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及“织女和西王母”的故事等等。这些画像石砖虽然刻的场景比较简单，但却具备了情节的叙事功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图像叙事。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图像与小说可以是种潜在的互文关系。因为，这里并没文字的出现，没有像后来的小说插图那样，文字和图像共处同一空间并形成互动关系。但是，这里却向后人传达了一个信息，图像完全可以像小说那样进行叙事，从而为后来的文学类的版画创作提供理论基础。因为，在某些学者看来，画像石与画像砖在制作上与后来的版画创作具有相似的地方，甚至称其为最古老的“大型版画”，或称为版画的雏形时期。郑振铎就认为这些画像石、砖是中国木刻画也即版画的来源，这些石刻画像石、砖在制作手法上已经很接近后来的木刻画，如果拓印出来，俨然是很好的画像，这也就是后来单独成型的版画。而版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用来插图，也就是连接图与文的桥梁，使它们形成互文关系。甚至有的学者宣称，一部版画史就是一部小说插图史。既然这些汉画像石、砖是版画的雏形，自然也可以连接图文形成互文关系。那么，把这些石刻画像看作是小说与图像关系的萌芽阶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到了宋朝，终于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的小说插图，即《列女传》插图，第一次把图像与小说真正结合在一起。该插图可以称得上最早的文学作品类的版刻插图，学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插图便始于此。在此之前的汉画像石、砖虽然描绘了一些传说故事，但是有图无文。唐时出现了正式的雕版插图，但仅限于佛经的插图，如变文，但这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类的插图。《列女传》插图的出现，使得版刻小说插图得以形成，对后来的小说插图影响深远。《列女传》插图本刻于宋嘉佑八年(1063)年，出自建安余氏靖安勤有堂。该书插图在一页中以上图下文的形式来刊印，显然受到了唐时佛经插图的影响。当读完一节文字，即能看到这节文字的插图，文图相映，互相对照，这也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插图格式，后来的小人书亦不出此影响。《列女传》全书八篇共一百二十三节，插图也是一百二十三幅，做到了节节有插图，可谓大观。

　　到了明朝，小说与图像的关系更加紧密，小说插图的发展更加繁荣，几乎是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美。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我国的小说插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主要是因为，在明代，由于市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小说、版画等民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小说的发展还和当政者的推崇也是分不开的。明时，统治者比较看重道德教化，而宣扬道德教化的工具就是戏曲、小说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其中，版画插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通过图像的形式，可以更易于被普通民众说接收，向老百姓更好地宣扬教化思想。在更多时候，图像与小说、戏曲是结合起来的。因而，小说插图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明时，出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等不朽巨著。此外还出现了其他区大量的长篇历史小说，如《列国志传》、《隋炀帝艳史》等小说。人们对小说书籍的需要量大增，雕版手工业者一方面提高产量，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提高质量，以吸引读者，为书籍插图就是一条吸引读者的好方法。而读者的众多，自然就会促进小说的发展。而小说、戏曲的繁荣，也为插图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自然也促进了插图艺术的发展。显然，小说与版画是互相促进发展的。

　　进入了清代，版画创作承接了明的余续，得以保持继续发展。但相比于明时，已呈现出衰退之势。与明时重视戏曲小说的教化作用不同的是，清时的统治者常以“诲盗诲淫”为借口，禁毁民间流行的小说和戏曲。康熙皇帝认为，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尚经学，而小说淫词，则要严禁销毁。这样，明时颇为流行的戏曲小说，在清时就被限制了其发展。自然，因戏曲小说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木刻插图，也便随之衰落下来。到了晚清的时代，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小说插图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开始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得到了再次发展的机会。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其用来传经布道的宗教读物也给中国的传统小说插图带来了新的影响;还有就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西方石印技术得以引进，使得图像的制作更为方便。

　　晚清以来，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形成了清时著名的西风东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在短时间内被介绍到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天主耶稣教的重新在中国的兴盛。传教士们要在中国传教，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译印书籍，出版报刊。当时，中国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那么，对这些经文进行图像化的处理就很有必要了。传教士们会在经文中插入图画，对经文进行注释和图解，使得教徒们易于接收。这类插图在中国很早就出现过，如唐时大规模的佛经插图，亦是对经文的注释和图解。这种对经文的图解的过程中，发挥主要叙事功能的仍是文字，插图只是文字的附属品。除了“图解”经文外，传教士们还进行着“图说”经文，即主要是通过图像来传播经文，这里主要由图像承担起叙事功能，他们所创办的《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和《图画新报》等教会读物就属此类。详情参见陈平原教授的《晚清教会读物中的图像叙事》一文。“图解”和“图说”本质都是对经文的图像化，但从“图解”到“图说”，在我们的小说与图像的互文关系研究中，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标志着插图由传统的图文并茂的解释和审美功能向着图像叙事的功能的转变。关于图像叙事，下面将会论述，这里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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