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形影神诗》的内容与主旨

　　《形影神诗》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内容?换而言之，对于其中的“形”、“影”、“神”三个

　　虚拟的抒情者究竟该怎样理解?三者的关系如何?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宋叶梦得以为“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求善”、“故神释之曰：……谓之神之自然耳”[23]，把“形”与“养”、“影”与“名”、“神”与“自然”相对应。宋罗大经称“岂不以我故”的“我”是“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24]，把“神”理解为“心之神”。陈寅恪先生称《神释》“之意谓形所代表之旧自然说与影所代表之名教说之两非，且互相冲突，不能合一，但己身别有发明之新自然说，实可以皈依，遂托于神之言……”[25]因为陈先生的“旧自然说”是强调养生的，“新自然说”则是强调自然的，所以陈先生的观点其实和叶梦得的观点没什么区别。龚斌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形”、“影”、“神”就是指人的形体、影子和精神[26]，在“神”的理解上与罗大经相似。袁先生又指出“形”指代人求长生的愿望，代表道教的思想;“影”指代人求立善名的愿望，代表儒家的思想;“神”指代人的理智[27]。称“神”即是“理智”，恐怕与古人对于“心之神”的理解又颇有差异。

　　在三者的关系问题上，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的意见。一种以为“形”、“影”、“神”三者有一个是主导，其余二者处于被批判的位置，这一种观点又可细分为以“影”为主导和以“神”为主导两种类型。以“影”为主导者，例如宋陈仁子称：“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28]明黄文焕《陶诗析义》、清马璞《陶诗本文》、方宗诚《陶诗真诠》等均持这种观点，然而这一观点似乎已经被当代学术界所抛弃。以“神”为主导者，例如宋叶梦得称：“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释之曰……”[29]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清吴瞻泰《陶诗汇注》、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邓安生先生《陶渊明年谱》等均持这种观点。唯有逯钦立先生《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以为“诗虽并言形影之苦，然所谓营营惜生者，实指此影而不指此形也”[30]，这样的话被批判的对象就只剩了一个“影”。第二种意见以为“形”、“影”、“神”三者是一种平行但有层次之分的关系，例如王叔岷先生《陶渊明诗笺证稿》认为：“三诗分陈行乐、立善、顺化之旨，为陶公人生观三种境界。……陶公一生，虽亦多感慨忧虑，而性质自然，终能达顺化之境，所以为高也!此为陶公思想最成熟时之境界……”[31]台湾学者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也持这种观点。第三种意见以为“形”、“影”、“神”三者就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是陶渊明思想的“三个方面”，李华先生《陶渊明新论》、袁行霈先生《陶渊明研究》持这种观点。

　　与上述不同的理解相对应，对于《形影神诗》的主旨也就有着立善说、自然说、人生三境界说、思想三方面说等不同的看法。唯有逯先生因为强调《形影神诗》与慧远的关系，所以对其主旨的分析也就重在其与佛教思想相对立的一面，可以称之为“反佛说”。同样，各家对于《形影神诗》的小序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以为小序中的“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的这些人，是陶渊明要批判的对象，陶渊明自己则不在此列，从宋叶梦得开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这一观点。另一种则以为，“惜生”者包括陶渊明自己在内，陶渊明所批评的弊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这一观点以李华先生《陶渊明〈形影神〉诗探微》一文为代表。但他仅以小序最后“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一句话，推断说《形影神诗》“所说似乎又包括自己，不象是单纯教导世人口气”[32]，并没有展开加以论述。事实上，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说明“斯甚惑焉”的这些人，正包括陶渊明自己，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陶渊明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证明“形”、“影”、“神”三者是一种平行关系的观点，同时还可以说明《形影神诗》与批判佛教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证据，是《神释》中所写的“甚念伤吾生”。这一句以上是在质疑饮酒和立善，以下则提出了委运任化，这里的“吾”，完全可以理解为陶渊明自身。如果陶渊明只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批评“营营惜生”者的饮酒和立善，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去“甚念”，以至于到了“伤生”的程度。所以，所谓“营营惜生”者的饮酒和立善，也正是陶渊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饮酒固然可以暂时忘却烦恼，但是无助于长寿;立善固然会有遗爱，但是又面临“身没名亦尽”的痛苦。陶渊明之所以写这首诗，最大的动机莫过于此，即对于生死、声名，尤其是身后之名的思考。他要解决的问题正是极度困扰他自己的问题。

　　第二个证据是，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思索最多的也正是生死与身后之名这两个问题。例如其《荣木诗》写道：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游斜川诗》序言写道：“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其诗写道：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还旧居诗》写道：

　　长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已酉岁九月九日诗》写道：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咏今朝。

　　《拟挽歌辞》写道：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以上是陶渊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索，这样的例子在陶渊明的作品里还能找到许多。“有生必有死”，这早在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已经很明白了，那个时代的诗人多是用纵情声色的方法来应对的。在陶渊明的诗歌里，也可以找到这种应对方法，“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千载非所知，聊以咏今朝”，都不过是古诗《生年不满百》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延续。“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与古诗《驱车上东门》中所写的“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也极其相似。所以陶渊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索，也自有他的时代的背景。对于身后之名，陶渊明同样考虑得很多。例如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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