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要:李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李二曲“为学次第”的实修工夫与其在一定的工夫修养阶段的亲身体证和存养息息相关。二曲在中年时期实现了其治学路径的转变:“鞭辟著里”,由此而明性见道;二曲中后期的治学路径基本上是以鞭辟著里之功为主要导向的,他学贵敦本,由静坐而知过,由知过而悔过,再由悔过而改过,从而由改过而自新。这显示了二曲治学一味向里的学术特色;二曲倡导“经纶参赞”,认为应倡 “明体适用”的经世实用思想,他主张有志于用世者应从明体类与适用类书目入手,按读书次第来做入门之功,及至中晚年后,则侧重于实证明体之功;二曲思想发展的历程所经历的最高圆融之境是“虚静光明,超然罔滞”。二曲认为人思想极诣的实现需要“化”功达致“无声无臭”之境时才能进一步实现,此时人人皆可为完人、圣人。
关键词:李二曲;存养论;保任维体;实修实证
李二曲(公元1627—公元1705年),名颙,字中孚,今陕西周至人,自署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同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名当时”,时论以为“三大名儒”
[1]。
任何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凝铸的深度往往与其在一定的工夫修养阶段的亲身体证息息相关,其中,总是渗透了思想家积存甚厚的存养工夫。作为二曲,他的实修实证的存养工夫正是如此。二曲“为学次第”的实修工夫如登山拾级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而铸成了其心性修养思想。在当今,这一心性修养工夫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转移个我心向,它更注重于现升华个我,从而摆脱个我身心不宁乃至精神困惑,超度个我而入于安身立命的健康精神境界。而骂自己如何得不可饶恕,这正是一种通过正视和回忆往事来祁除自我情感障碍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看来,二曲很可能一度陷于“自闭症”的痛苦。然而,二曲的“悔过自新”学说和主张,其内涵在不同时期随二曲思想历程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一、鞭辟著里 明性见道
在中年时期,由于“患病静摄”的机缘,二曲实现了其治学路径的转变。
在这里,有必要对二曲见道之前的一段经历进行申述。
二曲家世极为贫寒,九岁入小学时发蒙两旬,但后来便因病而辍学。后来随母舅读《大学》、《中庸》,然而旧疾时发而作辍不常。本来已经很艰苦的他,却在如此艰难之时又碰到了其父阵亡的晴天霹雳之事。此后,生活窘迫的他更是陷入了困境。母子“无一椽存土之产,所僦邑内小屋,房租不继被逐,东移西涉,流离失所。…里中恶少以其不应役养母,目以为不孝亦不恤”
[2],此时二曲只有十六岁。随后的两三年对二曲的整个人生来说非常关键:不仅决定了二曲的人生志向,而且也由此亦决定了二曲的为学方向。
在读书之志的强大愿望推使与母亲的大力支持下,二曲并不因多次遭遇挫折而绝望,相反,他以坚强的意志与顽强的生命力发奋图强,进行自我教育与学习,正如二曲高足王心敬在《观感录》中所述,“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从父商于山东,常銜《孝经》、《论语》、《大学》袖中,逢人质难…先生虽不得专攻于学,然默默参究,以经证悟,以悟释经”,二曲友人亦赞之曰:“不经师匠,自奋自成”。
然而,此时的二曲(在31岁“病中摄道”之前)主要是以泛观博览为主:从《帝学宏纲》、《经筵僭拟》到《时务急著》等著述的完成乃至后来《十三经注疏纠谬》、《易说》以及《象数蠡测》等书的完成,都是二曲“靡不泛涉”的早年治学经历,正是这种苦读,二曲竟得邑令樊嶷的破格赏识,二曲“大志希贤”的抱负另樊令激赏不已而特地对二曲进行表扬和鼓励。此时的樊、李仅为布衣之交,对于年未弱冠的二曲来说可谓极不寻常。
二曲早年博览群书时的角色是学生而非学者,这就决定了作为初学者的二曲在借书以读的情况下来不及对所读书籍进行选择性阅读与深刻性的融汇贯通,在当时朱学气氛浓重的氛围中,二曲很自然地首先会注意到朱学,再加上此段苦学经历,必然为二曲中年以后的学术转向留下了伏笔,所以说二曲中年以后的大彻大悟并非偶然的,一俟有机才会发生质的飞跃。在后来教人直接从心性入手,从“明体中之明体”来体、识“道”,这也体现了二曲苦读中内在心灵的不断删减过程,二曲逐渐走向理性的成熟而博中有约。正当二曲理性日趋成熟而获得自由时,就会对自己原有的东西进行反省,而这样的反省实际上已经在逻辑上包含了背离的危险。二曲把自己在此之前的学术进路视为败笔,并在此后的讲学教化中常引以为例,希望后学晚进能以此为戒。由此,二曲将此时所著述之作“原稿悉焚去”。任何一个有足够自省能力的人几乎都会自悔少作,而很少有人会采取二曲这样决绝的态度将自著之著付之一炬。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二曲中年病中“摄道”以后为学风格的彻底改变。
二曲于病中静摄的机缘,由默坐澄心之功而作彻底的向内觅理的工夫促成了其治学方法的重大转变。
那么,默坐澄心到底如何澄法?如何作法?我们且看二曲在《答张澹庵书》中的说法:
吾人鞭辟著里,朝夕之所必有事,亦惟有事乎此而已。如鸡抱卵,如龙豢珠,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夫是之谓身安命立之实际。……故曰:其要只在慎独。敬为高明诵之(卷十六《书一·答张澹庵第一书》,第144页)。
在《靖江语要》中又说:
吾之教人,使其鞭心返观,重本轻末。久之自觉意思安闲,襟怀潇洒,一切外物,自不入虑。…顾为学先要识本,诚识其本而本之。本既得,则末自盛。譬之于水,水惟其有源,自然混混时出,流于巴蜀则为岷江,流于豫章则为九江,……随所在而名之,源初不知也(卷四《靖江语要》,第33-34页)。
“鞭辟著里”是宋明理学家的常用术语,具有指示为学方向与为学工夫两方面的意义。“鞭心返观”充分表明二曲强调学要向里以立本的特色,在更多的时候二曲是以鞭心返观来替代“鞭辟著里”,二者意指无殊。如二曲在批评别人对阳明学的误解时说,“此其故有二:一则文字知见,义袭于外,原不曾鞭辟着里,真参实悟;一则自逞意见,立异好高,标榜门户,求伸己说”(卷三《两庠汇语》,第29页)。在二曲看来,“鞭辟著里”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默坐澄心、以心观心,是就个人生命心灵的幽微处的尽力认取,这与王阳明晚年教人致良知的入门工夫颇为相似,又与孟子“必有事焉”的思想又有异趣同妙之功。由此可看出,宋明理学思想与孟子思想的渊源关系。作为二曲,他又将这一工夫喻为“如鸡抱卵,如龙豢珠”,这实际上是二程“主敬”之功,意即集中一念,才是敬的心境。按二曲的理解,只要按此工夫坚持下去,则“用志不分,其神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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