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源于(25)式和可以进一步得到：

(27)

　　结论2：根据(27)式可知，对于蓝领经济的发展，其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最优的汇率政策越小。其意义在于蓝领经济的生产技术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也就意味着蓝领经济存在着更高的投资利润率，此时货币当局只需付出较小的汇率政策代价，即可以促进蓝领经济的大发展。“张军(2002)所作的经验研究指出：‘……改革后的1979-1998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则上升到大约2.81%，TFP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有明显递减趋势’”[1]。尽管张军、郑祖玄等人对此已有解释，但是本文的结论也可以对此做出一个附加的解释，有助于理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蓝领经济技术含量低，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间的简单模仿复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因，但到了1992年以后的时期里，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市场化的改革，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的激发达到了极尽，简单粗糙的蓝领经济的发展已基本达到饱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要靠科技。蓝领经济技术上的提升与劳动者素质低下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瓶颈。

同理，令，可以得到参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 (28)

结论3：由于，，故而的符号不确定，进而国内白领经济的资本存量变动对于最优汇率政策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可近似看作是由于经济蓝领化的边际收益递减所导致的总体效应的下降额，而看作是经济蓝领化提高带来的效应增量，所以，若经济蓝领化的边际收益小于由此带来的总体收益的下降，则，有前可知：，故，这时国内的白领经济资本存量增加，最优化汇率政策越大。这一结论说明，随着国内白领经济的资本增加，使得经济蓝领化率下降，此时由于发展蓝领经济所会造成的整体效应损失高于发展蓝领经济可能带来的边际效应，经济体内缺乏进一步扩充蓝领经济的利益冲动，要想使蓝领经济扩张，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汇率贬值为其带来利益动力。同理，若提高经济蓝领化的边际收益高于由此造成的蓝领经济的整体损失，则此时，即白领经济的资本越大，要求最优的汇率政策越小。白领经济资本的增加，导致经济蓝领化率下降，但此时经济蓝领化的收益较大，经济体内存在着进一步扩张蓝领经济的利益驱动，因此不必过多的依赖于汇率政策来发展蓝领经济。

令，可以得到参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29)

　　结论4：根据(29)式可知，汇率政策的影响因数越大，最优的汇率政策越小。此点的意义说明如果汇率政策的作用是明显的，不必过度的执行汇率政策即可有效地促进蓝领经济的发展，从而避免了过多的货币政策成本。

令，可以得到参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30)

　　结论5：根据(30)式可知，蓝领经济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收益越大，要求的最优汇率政策越大，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本国蓝领经济的汇率政策受到国外发展蓝领经济收益的制约，国外发展蓝领经济的收益越高，意味着国内发展蓝领经济的机会成本越大，此时要求货币当局执行越加显著的汇率政策。

　　六、扩 展

通过上文的比较静态分析，本文已经讨论了当(12)式所示条件得到满足，以发展蓝领经济为导向的汇率政策及其与相关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但是如果(12)式不能被满足，即，那么意味着即使货币当局存在着发展蓝领经济解决就业、对外贸易赤字等问题的强烈偏好，而宁愿在其他的宏观经济平衡指标上作出更多的让步，对汇率进行大幅度的贬值，但是由于本国在发展蓝领经济上的获利小于白领经济，且由于国内又存在发展白领经济所需的各种条件，这种希望发展蓝领经济的汇率政策将不会带来蓝领经济的大发展，反而会导致资本的外逃，加剧各种套汇投机行为。因为汇率的变动只会改变国内外蓝领经济的收益差额，使得本国的蓝领经济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但没有改变国内蓝领经济与白领经济之间的投资收益差距，所以，国内仍然会无人愿意投资于蓝领经济。对于外国资本来说，投资于蓝领经济的收益将不如投资于发展白领经济的债券，因此也不会向该国的蓝领经济进行投资。汇率政策此时对于促进该国的蓝领经济的发展是失效的。

　　目前，美国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由于国内的蓝领经济收益远低于白领经济，导致蓝领经济不断萎缩，为了解决蓝领经济产品的供给问题，只有靠从国外进口，进而在国际贸易中产生巨额逆差，而要解决美国贸易中的巨额逆差，仅靠汇率政策是不会起到太多的效果，还要靠其自觉采取措施，对白领经济的投资收益进行制约，对蓝领经济的投资进行补贴，改变国内蓝领经济与白领经济之间的投资收益差距，才能提高经济蓝领化的比率，提高蓝领经济产品的自供率，彻底解决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问题 。

　　注释：

　　①2005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2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与发达国家的2%，2.5%，3%的差距更大[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白领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不是人力资本和劳动要素，而是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

　　参考文献：

　　[1].郑祖玄.汇率政策、FDI与经济增长[J].财经研究，2007，(7)：48-57.

　　[2].黄万阳，贺蕊莉，陈双喜.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0-54.

　　[3].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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