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不应以外力强加而至使其扭曲。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所以，大学课程必须贯穿通识教育，应该高度重视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因为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社会所需要的“才”，先“人”而后“才”。如果大学降格为一个功利性的人才培训机构，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大学学者则仅仅能为某个“智库”的成员，完全为外力所控制并驱使，就将完全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实质。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依附于公办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属于所谓“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可否认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把学术作为神圣的志业，而是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职业。他们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所控制和驱使，在一套看似严谨、严密的考核体系中终生追逐着功利，毕生沉迷于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体系中，以拿项目、拿经费、发论文、出专著、获奖励等这些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作为成功的标志，全然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学术的要义。不难想象，这些与现行大学或学术治理制度的障碍与缺失不无关联。从微观层面的大学治理制度来讲，行政化和官僚化是问题的症结，集“管、办、评”于一身的办学模式使得大学存在着两重依附：从外部讲，学校办学严重依附于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从内部讲，学术治理则过分依附于学校各级党政机关。因此“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要想真正得以落实必然是步履艰难，学术和学术权力演化为“寻租”的工具似乎也就成为必然。从宏观层面的学术治理政策与法律来看，学术的异化致使学术腐败或学术不端，与其它领域的腐败和行为不端一样，首先是“有法可依”的问题，然后是“有法必依”的问题。然而从这两个方面看，无论是立法与司法，还是监督与管理，都存在诸多漏洞或者是错位或者是缺位，这就客观上纵容了学术与学术权力的“寻租”现象和“低成本，高收益”的学术腐败或失范行为的产生和逐步恶化。
 
四
原本“求真”、“求善”的大学学术，从开始躁动到逐利再到极端异化，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形式与价值，且渐行渐远。尽管有不少学者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并极力呼唤其理性回归，然而面对这种极端异化所释放出的强大负能量及其对学者乃至社会肌体细胞的侵蚀，更多的只是无可奈何。如何抑制这种异化并促使其理性回归，不仅需要学界的自觉，更需要政府和法制的自省与自律。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曾描绘了这样一副画卷，叫人意往神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出现更多的如下的情景：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躲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的某位科学家，向他祝贺获得某项大奖的殊荣时，这位科学家回答说：有这回事吗，你们没有搞错吧?” ^[10]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我想，这幅图景描绘的是学界没有嘈杂的宁静，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挚爱，是非功利的求真的探索，是自觉的志业追求……。或许，学术的成功就是在刻心铭骨的热爱和废寝忘食的劳作后不期然而然的。现如今，大学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加繁忙，人人都在搞研究，然而并非都是出于由衷的热爱；人人都在写论文发论文，但多是迫于考核或晋升的压力或逐利的目的，并非对出于对真知的不懈探索。学术需要学者的全部爱心和自觉的行动，任何强制性外力都只能将这一神圣的志业扭曲为逐利的工具。所以学术要回归理性，首先是培养学者对学术的真心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情怀，让学术成为学者们终生追求的志业，只要有了这种“自觉”才会有学术上的“自律”，任何试图依靠外力来获取学术成果或繁荣学术的企图最终都将适得其反。
《淮南子·主术训》有言“是故非澹漠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事学术，首先需要淡泊寡欲，看轻世俗的名利，否则无以明确自己的志向；同时还需要身心安宁恬静，否则也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过去曾有人把大学喻为“象牙塔”，以此来批判传统大学脱离现实生活，把学生隐于其理想中的美满之境地。诚然，大学当然不能成为象牙塔，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因为她背负着学术的使命，而学术从来都是与现实相通的。但是大学也不能受世俗的袭扰，受外力的扭曲，否则就必然要丧失其“求真”、“求善”的本质。而现实是，中国大学受外力干扰之大和受世俗影响之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殿堂，而像是一个世俗的工场，其运营模式更适合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像是一个商业圈，逐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更像是一个官场，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学术也演变成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交织运作的产物。大学校园常常充斥着莫名的喧嚣，检查、评估、考察、表彰、演出、竞赛、展览和庆典等等，诸如此类，此起彼伏且甚嚣尘上，而似乎人人都乐此不疲。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在谈到中国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曾经说：“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也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11]所以学术要回归理性，就要排除社会的嘈杂与干扰，让官僚与市侩远离高雅的学术，还大学一片自由的天空，还学者一份宽松与宁静；让学者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再迁就或甘愿堕落；让大学校长摆脱世俗功利与官僚规制的羁绊，把寻回迷失的大学精神、引导大学回归高尚作为第一使命。
其实，大学学术要在根本上回归理性，单凭大学的自力是难以企及的，政府外控管理的变革才是关键，大学制度与学术治理模式的重构方为治本之策。客观上，中国现行大学制度的两重依附，使得大学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官本位”和行政权力将学术的发展路径框定于行政的规制之下，严重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的真正使命，阻断了学术所必备的独立创新精神，从而也窒息了学术的创新活力。所以，变革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外控管理模式是当务之急。当前要重点解决好政府外控管理中的“四不”问题。一是角色定位不准确。政府集高校举办者、管理者、评价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习惯于“以政代教、政校不分”，政府的角色行为，既越位又缺位。二是职能转换不彻底。在管理理念上，仍然是管控和指令大于服务与指导；在管理内容上，体现为微观管理多于宏观调控；在管理手段上，常常把计划行政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在管理方式上，则表现为直接指挥多于间接引导，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往往是不当为而为，当为而不为。三是管理控制不适度。政府与大学之间是直线等级式的隶属关系，大政府小大学，大学被纳入行政序列，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大学执行政府的指令，服从政府的管理，“官府气息”四处弥漫。四是教育法制不健全。教育立法和执法体系不完善，不少制度本应通过法律加以明确，但还停留于政策或规定的层面，大学法人的性质与行政主体资格不明确，政府与大学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具体规范，大学缺少作为独立法人实体所应具备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解决上述“四不”是当下大学学术回归理性的先决条件，否则一切都将不可能成为题中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