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本质是科学性，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统一。学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一方面，学术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对学术的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客观上说，学术首先要解释的是客观世界的“实然”状态，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学术又作为工具去追求客观世界的“应然”状态，去追寻对于人和人类的意义，去谋求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也孳生出了与人类本体性相敌对的产物，这种产物又反过来占有人、控制人和支配人，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它本义上的“求真”、“求善”的初衷，失去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失去了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使命，反过来却影响着对人类健康完整心灵的构建，使人的身心得不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学术”就异化成了一种纯粹的科学“工具”，这种“工具”竟占有和操纵着人的自身，去谋求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军事的各种企图和各种目的，以维护暂时的、护局部、短期的利益，满足少数人或某些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私欲”。时至今日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学术也同样浸染着“工具性”的色彩，出现了工具性异化的表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蜕变成了大学“追求社会声誉、塑造外在形象、满足教职工物质欲望”的充斥低级趣味的手段；学术被迫成为了一些大学官员甚至政府官员所必须披上的“外衣”，被一些人用于制造虚幻的“学术光环”，借以满足其政治野心；学术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粘染了“铜臭”味，被人用以谋取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学术又被迫与学术声誉、学术权力和学术地位交织在一起，被人用以占据所谓“学术制高点”，用以沽名钓誉、满足虚荣，最大化“学霸”或“学霸团体”的利益。可见，学术的工具性异化致使学术的本质极端变态并畸形发展，且不说导致了大量所谓“学术成果”良莠不齐、真伪难辩，更为严重是使得大学教师和科学研究人员为了所谓“学术任务”和“学术成果”，疲于奔命，急功近利，致使大学这一神圣学术殿堂充斥着低俗与愚纯。因此，大学学术摆脱不断发生的工具性异化是大学学术保持生命活力的必要选择。
学术有无“曲”、“直”之分呢？人的观念和行为倾向是否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学术的本性呢？有的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说世界上存在两种学问：一种是以求知为最大乐趣、最高宗旨的“直学”；另一种是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6] 我们知道，人虽然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但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价值虽然也表现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自我价值应当要服从于并服务于社会价值。然而，当下的学术研究群体中，一些抛弃社会价值、过度追求自我价值的现象不断显现，这种所谓的自我价值集中体现为远离以求知为最大乐趣、最高宗旨的“直学”，极力谋求一种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于是，学术便成了一些官员和学者阿谀奉承、投人所好、欺世盗名的工具和手段，其目的还是为了一己私利，以实现个人的升迁，谋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正是由于这种“曲学”的产生，导致现今大学的肌体不再一如既往的健康和纯洁，而且更为可怕是它正侵蚀着年轻学生的思想和灵魂。
 
三
大学学术异化表面上看是学术界自身问题的显露，但其所折射出的却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尽管产生这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异常复杂，但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学术道德”的滑落、“大学精神”的日渐颓废和“大学与学术治理制度”的羁绊。
“学术道德”是反映和调整学术界内部及其与社会各界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用“善”或“恶”的标准来进行评价，依靠学者内心的信念、学界的传统和社会舆论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学术活动的主体是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学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有生力量，作为大学学术活动主力军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学术道德”就是指他们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处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与政府、社会及自然之间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学术道德”是大学学者治学的起码要求，是大学学者的学术良心，其实施和维系主要依靠学者的良心及学术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它具有自律和示范的特性，学术道德的缺失无疑意味着学术失范现象的产生和蔓延。纵观近来年频发的学术不端事件可以窥见，学界的学术活动并没能做到“诚实不欺、言而有信”，学术信用伦理并未成为学术活动的基础，相反却使得守信者得不到鼓励，失信者无需付出代价。在现实学术活动中，一些学者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套取名利；部分学术刊物出于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见利忘义；一些学术机构“重数量轻质量，讲绩效轻效果”，导致大量低层复杂；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光环”，不惜利用各种关系谋取学位、发表出版论著等。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是学术道德滑落所导致的恶果。^[7]
“大学精神”是每所大学自身的文化特征，是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可以说，每所大学都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提炼出自己特有的大学精神。但是，以实事求是、独立和自由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精神”与以正义信仰、人格修养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精神。^[8]独立和自由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倘若没有了独立与自由，大学精神就将失去根基。我国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是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压迫、在民族沦丧的紧急关头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外生性”的，就是作为工具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缺乏主体性，缺乏主体内生的稳定的大学精神。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化的冲击，大学学术也无可逃避地沾染了市场的气息，加上行政权力的外在控制以及自身严密的科层体制和行政化倾向，至使现今中国的大学已俨然一副社会的“风向标”，社会流行什么大学就迎合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大学想办法满足什么，她们不是给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尽全力给社会所“想要”的东西，似乎已经沦为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具，“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几乎丧失殆尽。静观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其工具性特点也非常明显。政府强大的政策指令以及外控力，造就了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特质。为了学生的就业或谋职成为了许多大学办学的导向，就业率也逐渐成为了大学办学质量和专业存废的重要衡量标准，大学教学则成为了满足政府指标化考核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德国教育家洪堡曾经说：“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