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下关于此理论的主要内容出自此书。]]也被奉为国际关系理论中
建构主义的经典代表作。他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将整体主义方法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强
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际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文化（或称为共有观念）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否定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主义，认为应该重视观念的作用。建立对新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
上，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非常重视互动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作用，强调观念性因素与物质性
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认为结构包含物质性因素，如人的身体、国家的实力等物质性因
素是不能自动转化为观念性因素的，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产生有意义
的建构。[[[]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19-20页。]]例如，假
设以色列具有核力量，伊朗也具有核力量，核力量是物质性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感到具
有威胁的必然是伊朗的核力量，而不是以色列的核力量，所以就会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核力量采
取不同的政策和行动。也就是说，仅仅核力量这种物质性因素是不能解释美国的行动的，只有
通过美国相对于以色列和相对于伊朗的不同期望，核力量才产生了它所实际具有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具体解释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如何在互动基础上建构国家利益，温特引入了
社会学中更关注基本互动实践的符号互动论。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
理论，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前提如下：第一，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
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第二，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活动中衍生或者
产生出来的；第三，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
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
[[[] Herbe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alifornia: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p.1-2.]]符号互动理论表明，意义是在人们进行互动的过
程中产生的，具有主体间性。以此为工具，温特得以就国家这个施动者主体与国际体系结构之
间的互相建构作用进行了阐释，其观点是：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
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温特的理论中，施动者是作为行为体的国家，而结构是国际体系中的观
念分配或国际体系文化。根据国家之间互动性质的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无政府文化。温特归纳
了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
。行为体的身份是由结构文化建构而成的，不同的体系文化确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
的身份确定了不同的国家利益。[[[]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
第21-23页。]]
　　　如果我们用全球史的互动理念和文明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不仅像现实主
义者所宣扬的是一个权力体，而且正如建构主义者宣称的观点，国家也是一个文化体，国家之
间相互的共有观念建构起了彼此的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身份建构了彼此的国家利益。这样，国
家间的关系就可以被视为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即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
他文化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新自由主义：互动之上的关联
　　　在互动的大框架内，全球史学者也极为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建立关联。
这种关联既可以说是概念性的,即先建构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也可以说是
历史性的,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独立单位联结在一起。
有些全球史学者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以整体观和互动观来探讨历史事件之间
的关联性，刘文明的论文《大流感、殖民体系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就是这一角度的典型代表
。他在文中提出，1918年大流感最初来源于美国，是美军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流感病
毒带到了西欧。这样，流感病毒借助于殖民体系和世界大战，从美国、西欧传播到了尼日利亚
，最终影响并改变了尼日利亚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因此，1918年首先在美国爆发的流感，与
此后尼日利亚的木薯种植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这种“多米诺效应”式的关联表明了全球化条
件下的地方性事件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这种历史过程，即今日所称的“全球史”。[[[] 刘
文明：《大流感、殖民体系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载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页。]]全球史视角下的关联理念给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尽管现实主义者看重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些硬实力资源对国
际关系的影响，建构主义者则更为强调国家间的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二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吵和辩论，但是国际关系学者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现实主义者看重的硬实力和建构主义者强调的软实力都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二者之
间虽然有区别，但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笔者已在本文第二部分内容中论
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内在联系，硬实力是软实力建立的基础，软实力在合理的环境中可以增
强硬实力的影响力。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应该互相借鉴，建立
关联。
　　　在建立关联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上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建构，这是全球史更高层次的
指向，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这种建构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事件产
生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全球史学者非常重视互动得以产生的政治、社会和
经济背景，美国全球史学家本特利在研究跨文化交流时，就十分关注文化互动和交流得以发生
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他没有把文化发展简单归纳为物质原因所致，而是认为，政治、社
会和经济形势常常能够起到推动文化选择的作用。[[[] 杰里·H.本特利：《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
流》，夏继果译，载《全球史评论》2012年第五辑,第36页。]]也正像夏继果在《全球史研究: 
互动、比较、建构》一文中指出的，“联系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影响和意义大小，取决于大
的环境。全球史学者应该认识到环境条件决定着全球联系，在把握联系之前，应当首先深入把
握这些环境条件。”[[[] 夏继果：《全球史研究: 互动、比较、建构》，《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