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科幻小说直接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可贵的是其中念念不忘中国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虽然这样有时会冲淡科幻的气氛，但也说明新小说的时代特色。这使得科幻小说时常与政治小说重叠，有的深深地打上政治小说的烙印，有的小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这些小说毕竟以科学推理的幻想代替了神仙道术式的法术无边的空洞幻想。科幻小说拯救人们头脑中的神魔思想，这是多么迫切的需要，又是多么可贵。科幻小说在不忘国家命运的同时，必然要对现实的不足进行批判和改造。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精神备受崇拜，人人为地树立神医、神仙、书圣、画圣，这些高不可攀的人物挡在后人面前，阻挡后人超越，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如果说政治小说是在宏观叙述中构建新的国家想象的雏形，社会小说公开批判和扫除旧制度人们心中的形成旧阴影，那么言情小说就是一种小叙述，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想象，营造了私人领域的生活场景，更符合一般民众的心理需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有英雄气概，言情小说却是儿女情长。尽管由新小说的情节带来的各种想象可能是想入非非，但作家与读者毕竟共同完成了一次各自想象的旅程。他们都为国家或自己的未来有过憧憬与想法，这是多么公共又是个人主义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一切强调整齐划一的封建专制时代，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胆大妄为的事。言情小说家考虑到人们经过一周的劳碌之后，需要放松和休息，读书是最合适的方式，所读之书不应该是经天纬地，经世致用之书，而是一种轻松，愉快，好玩，闲情的文学作品，达到“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目的。这种创作就是要使市民中的各色人等在“劳瘁一周”之后而获得“安闲此日”的无忧，进而获得生活情趣，“在中国，有时也只有这种生活情趣，才是对抗风教的真正力量” [22]。如果说政治小说的创作者一厢情愿的伟大愿望的话，那么社会小说就是针对现实的一盆冷水，使维新振人士急燥热切的情绪恢复平静，告诉我们现实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乌托邦的图景。这时的政治小说的设想是超前的，社会小说是冷静清醒的，言情小说是最贴市民生活的切身情趣的，它不那样远大，不那样激烈，而对“风教”的解构往往是从闲情逸致开始的。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和发达的工商业是言情小说产生发展的土壤。虽然言情小说的未流有众多不利因素，但有些好的言情小说描绘了工商业社会初期的各级人物，提供了人们娱乐与轻松的精神产品，这是这些小说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市场的原因。

                四、社会转型中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的物质技术、思想文化大量进入中国，改变着古老中国旧有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农耕的生活方式逐渐瓦解。这一局面在以上海表现最为突出：“十九世纪之交，随者各种类型的中外资本工厂企业在上海的发展，上海已经不再是一个国际化单一的经济大市场、金融大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了国际化的工业投资大市场；工业经济在上海城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近代上海的工业以轻纺工业为主体这一主要结构特征基本形成；上海工业迅速地与当时我国长江流域的土货生产、流通结合起来，特别是与江南地区占很大比重的棉花市场结合起来了，从而正在改变着上海经济在中国以致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进入了大工业时代。”[23]以上海为中心，一些东南沿海城市繁荣起来，市民社会已经成型。广大市民有兴趣有时间阅读新小说。小说开始影响市民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英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描述西方小说兴趣时的情形：“书商对恩主的取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笛福和理查森对过去文学的独立，都仅仅反映的是他们时代生活的一个更大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特征。总的说来，就是中产阶级的强大和自信。凭借与印刷术、出版社和新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优势，笛福和理查森与读者大众新的兴趣和能力发生了更直接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完全可以作为读者大众的新的重心的代表。”[24] 同西方一样，中国沿海城市的商业活动和现代报章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叙事小说改变城市居民的心理和行为。

现代都市的兴起是现代小说兴起的基本要素。“起源于口头叙述艺术的中国小说，具有无可否认的城市特征性。通俗小说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独特存在，其勃兴与城市的产生、市民的文化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整体的发展又与都市文化的繁荣相连。”[25]城市里人口密集，文化水平高，闲暇时间多，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基本条件。人口数量无疑是城市化程度高低的主要指标。人口密集带来商业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作为最富有城市特性的文化现实，白话小说的兴盛主要是适应了十七世纪以来中国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和都市文化的需要，适应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26]市民社会里，民众除了工作之外有了更多的自己支配的时间，阅读小说消遣。恩格斯在评论民间故事书时说：“它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27]报纸文化副刊和专门文学杂志更是真正使小说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件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只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产品。……作家不只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也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贱卖的商品。”[28]市民忙完自己的工作，在休息时间里欣赏小说自由地想象自己的未来生活。

传统文学生产方式产生于农耕社会，农耕时代“其主要内容是对付自然，在诸如农业、采矿、捕鱼、林产等榨取自然资源的行业中，劳动力起决定作用。人们靠本身的体力工作，用的是代代相传的方法。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受自然力量——季节、暴风雨、土壤的肥沃、雨量的多少、矿层的深浅、旱涝变化等因素的制约。生活节奏是由这些偶然事件造成的。时间感就是一种预期感，工作的进度因季节和天气而变化。”[29]中国的农耕社会存在时间是漫长的，自然一切都化入了生活，也融入了文学创作，“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创作的动机，意象的选取，即兴的欣赏习惯等都带有这种痕迹。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不再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现代生活纷繁复杂，传统抒情的表达方式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叙事的小说才能把这些完全表达出来。因此，现代社会是叙事的社会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小说世界呈现出来的主体还是人，人的生活与命运、情志与欲望，因为小说的基本特征就是用语言文字创造意义世界，亦即以抽象的人为符号创造既非常直观又充分具象的人生阁楼。小说家建构这样的人生阁楼，目的在于小说批判现实的功能，为人的存在设置一个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价值坐标。”[30]在新小说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开始受到关注，中国文学真正脱离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