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头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而结尾又强调“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9]梁启超抛弃旧小说，用新小说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情急之下他把小说抬高到能扭转乾坤的高度，忘记了小说新民并非一日之功，由此可见把梁启超整个国家命运孤注一掷于小说，未免失于天真。

1902年《新小说》创刊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一年之后，四大“谴责小说”几乎同时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世界繁华报》连载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新小说》杂志连载了吴趼人的《目睹二十年之现状》；《绣像小说》连载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孽海花》在《江苏》上连载。一时间，“新小说”笼罩了这个文坛，各行各业没有不谈论当时连载的新小说的。一些小说及其作者一时间名满天下，吴趼人因《二十年目睹之现状》的连载成为风云之人物。到1905年，写官场批判黑暗社会的小说达到二十部多部。各种“现形记”就有十五种之多，可见这类新小说的受欢迎程度之高。《孽海花》连载后，曾经供不应求，结集出版单行本后发行多达五万部以上。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出版，几年之内，销售百万册以上。这是传统生产时代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1902年开始，曾出现几度新小说写作和消费高潮，这都可以归于《新小说》杂志的开创之功。

“新小说”兴起根本原因是农耕社会解体，社会生产力发展，封建文化衰微。千百年来抒情文学一统天下，“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是主流，抒情文学是封建知识分子表现才情的唯一形式。小说被视为小道，叙事文学退缩到文学的边缘地带。文学的表达方式从整体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变迁，诗词歌赋发达，叙事小说落后，导致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明于抒情，陋于知人心”。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抒情的，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叙事的。小说无疑是叙事文学的主体，时代赋予小说新的使命。清末民初时期社会转型，新与旧交替，各种现象和思想交错丛生，时代孕育着巨大潜能。新小说家们在这里进行各种实验，“新小说”伴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产生，文学的历史长河在转弯时出现了巨大的激流与漩涡。

二、稿酬制度的产生与文本商业化的出现

在传统社会中，文人、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真心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在我们把士大夫视为二重角色的结合之时，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点：从功能上看，我们已足以在其中清晰地分辨出两种角色了——帝国政府庞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凸显出了官僚的形象，浩如烟海的诗文著述凸显出了文人的形象。”[9]科举直接塑造知识分子面貌、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写作却不以此为生就不能说是职业作家，稿费制度的建立使作家的思想和身份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稿费制度在什么时候出现，起源于什么刊物，由什么人首创，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正式刊出《本社征文启》，这则征文启事“象征着文艺杂志时代的开始”， [10]是现代职业作家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新小说》杂志的付费办法是：自传小说十回以上，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二元，丁等一元五角。翻译本甲等千字二元五角，乙等一元六角，丙等一元二角。这种细致的规定为其它杂志付酬提供了范例，《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时报》、《礼拜六》、《小说画报》等杂志都采用这种方法付酬。稿酬制度建立以后，作家们依法取得稿酬。当然作家的名气、作品的水平、市场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稿费制度的确立是作家成为一种职业的前提。作家有了稿费生存就有了保障，人身不再依附某种集团或组织，他们从此能够独立进行思考。人格不再依附儒家，使作家的心理获得解放，作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社会中确定一个固定位置。因而，作家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看待宇宙人生；看待大千世界；看待文学生产。

稿酬制度建立后，作家依法取酬。林纾和严复二人是当时获得稿酬最多的。严复曾经向商务印书馆讨要过译文转载的费用，并得到了合适的补偿，可见当时稿费制度已深入人心。吴趼人也是当时写小说获利较多的作家，《恨海》在十天之内完成，全书五万字，获得稿酬150元，相当于普通雇员一年半的薪酬。[11]当然吴趼人的名声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通俗小说之王的包天笑翻译书四万多字，得酬金一百元。他曾经颇为自豪地说：“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我还可以供几个月家用。”[12]如此一来，一个作家如果每月写一万字左右，就能够养家糊口，这真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美差。

一般说来，农耕社会的文学作品只具有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商品社会中，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于是就产生了商业价值。商品价值的意义重大，商品价值既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平衡点，也是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关系的平衡点。三者形成一个三角形，文学生产机制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时，由三重价值构成的三角形就是等边三角形，或者近似等边三角形。

商品价值改变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存在形态，文学生产变得公开、直接、现实、大众和通俗。市民社会各阶层之间能够通过文学的消费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使人能够确认自我成为社会的人。商品价值借助文化市场通过印刷媒体，直接变为资本价值，这就彻底颠覆了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机制里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城市的繁荣、文化空间的开拓为文学三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文学产品以审美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进入市民生活，也以商品的身份进入到千家万户。文学生产变成了审美的生产，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资本价值的生产。虽然商品价值的出现，带来了文学生产的巨大进步，但是作者一旦忘记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味追求商品价值，那么文学就要变成金钱的异化物，它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克服其在社会中的异化存在状态，而且还要为这一存在状态推波助澜，使人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如今的一些文艺为了迎合少数为富不仁者的颐指气使的消极心态，使大批为封建帝王招魂的文艺作品大量上市，“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无耻呐喊变得肆无忌惮。对泯没人性的封建思想那样依恋不舍，不知道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究竟何在？文学的商品价值无限膨胀必然导致的这种结果，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双成了商品价值的牺牲品，等边三角形变成钝角或者无限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奇怪图形。作家一味迎合市民阶级的消闲娱乐，猎奇好怪心理，必然出现商业利益大于一切的局面，言情小说的末流黑幕小说的产生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些作家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迎合人们的“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的心理，大量创作秘史，大观之类的作品，一时间文坛乌烟瘴气，到五四前夕已经大有控制文坛之势。如果文学生产机制良性运行，文学的三重价值在制衡中互动，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