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现存的各种秩序和各种制度的弊病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社会变革已经势在必行，那些曾经为所有读书人皓首穷经的理想，对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屈原、杜甫、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这种内心孤独和悲凉的心理原型，在李伯元和吴趼人这里已经瓦解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找到了新的职业的大门。如果梁启超等政治小说家还没有完全取得身份独立，那么社会小说家已经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上，以社会的良心和民众疾苦的代言人的形象，批评时弊揭发官场弊端，而言情小说作家已经完全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开始表现求市民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个人的情感纠葛了。

　                 三、新小说的双重生产

文学活动既是文本的生产，又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中国农耕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意识形态因素重新组合，旧的文学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但短时间并不能完全抛开原来的形式与内容，詹姆逊说：“每一个先进的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早期的生产模式必须被先进的生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压制。”[13]清末以来，中国文学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传统生产方式，迅速确立新的生产方式。这种转变首先以印刷技术的提高为前提。

晚清以来新小说的兴起“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困难；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 [14]印刷技术进步是基础性条件，没有技术的保障其他一切都是徒劳的。“工业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和理性的技术概念置换资源和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15]清末留日运动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出版印刷事业。留学人员引进设备，办出版机构，为书籍出版和市场流通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1901年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自报章兴，文体为之一变”的事实。作为新兴的现代媒介报章杂志是新小说发表的主要场所，新小说最初基本上都是在杂志报刊上进行连载，当时作家几乎都是随时写随时发表，并不是把整个小说写完再连载，而是随写随连载，如果有市场需求再印刷单行本。报章连载是新小说的生产机制特点之一，清末大多数报刊都登刊小说，通过丰富报纸内容来增加出售报纸的机会，以便在报刊市场竞争中增强获胜的机会。小说用连载的形式刊行，富有阅读间隔的节奏感，又能形成短期阅读期盼性，使生活张弛有度，不致于沉迷不能自拔。小说连载作为新的文学传播形式意义重大。“在连载小说中，既有市侩的成分，又有经典的连载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民主精神。……要知道她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想入非非，似乎美丽的风姿能够为她叩开进入上流社会大门。”[16]报章杂志在印刷技术的支持保障下，发挥它的出版时间短，省时、省工、省力且发行量大的特点，使连载的小说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阅读小说，借消闲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了解新闻时事,一时间读小说成为风尚。

清末民初时期，文学从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新小说从内到外都出现了现代性特征。所谓现代性特征就是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农耕是指，中国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特殊历史时刻，文学艺术中出现的促进这一进程人文启蒙思潮，其特点集中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7]从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出由群体精英意识形态话语向个体私人经验意识形态话语转变过程。由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转变，这正是现代启蒙发展的内在规律。新小说创作的内在技术一反传统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顺序、叙事时距等发生新的变化，心理刻画和景物描绘也不同于传统。全新的叙事技巧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和民间意识形态性质。新小说的主旨以启蒙为务，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小说是典型的现代文学体裁，它最好地表现了现代性的诗意，它是一种散文诗。”[18]艺术形式本身也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意识形态不论在哪个时代，它调节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存在关系体系中生存。新小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产生它的物质历史的结构特点，这一切都巧妙地刻写在作品结构形式和意识形态话之中。具体来说就写在句子的样式、叙事技巧和那些独特的修辞形式里面。新小说生产机制的产生和运行，是在中国文学现代生产方式确立时期才可能出现的。新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民间意识形态，这也是现代性质的唯一特征。

新小说之新的第一要素就是对待时间的态度。“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19]晚清政治小说的叙述起点在时间上多着眼于未来，多用议论、章程、对话等形式代替情节叙述，大量描写中国人少见的新事物，从而营造新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想象不是桃花源式的古典乌托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创造了新的时空想象，殚精竭虑地用新方法讲说一个新故事，表达知识分子的群体想法。而普通民众理解这种想法需要一个过程，政治小说家在新民的道路上走的太快，以至于民众的被远远抛在后面，这是政治小说没有达到预先设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代表各种类型的社会人等，具有着鲜明的象征意味。“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20]贾氏三兄弟子犹、平权、葛民，他们的名字暗示作家对当时欺世盗名的投机分子的批评态度。老残的名字是刘鹗对自己一生奋斗的悲剧结局伤心无奈的自况。政治人物罗在田、黄克强、黄绣球、东方英、德、法、美，东方强表明了作家强烈的强国愿望。黄种祖这个名字明显是一个简单的隐喻，这个老态龙钟的人正是老大中国的象征。“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从来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总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即便是普通名字也有其普通意味。”[21]社会小说是知识分子以报人的身份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想象式批判，社会小说家们的心理比政治小说家更贴近生活实际，要建设国家，你必须找到它的毛病，才能找到出路。况且新小说的读者群多为新型市民，文化素质不高，他们更乐于直截了当地式针砭时弊。社会小说家表现得最直接、最激烈，他们不再有所顾忌，清末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色彩已经形成了一股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洪流，以各种方式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冲击。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反映大众心声，更具有日常生活情趣与色彩，把被封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压制的东西再度恢复过来。社会小说一无反顾与传统决裂，表达了清末自由知识分子对过去的传统有自己主见的认识，对现实的清醒态度，不象政治小说那样描绘出一个远远超出现实的乌托邦，让人们在无限向往中，逐渐失去信心。因为与现实比起来那场景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社会小说的立足点就是充分暴露现实的丑恶，脚踏实地地否定现有秩序，这种毫无保留的态度最后淹在戏谑和喜剧色彩之中，流失于荒诞，反而不能象政治小说那样给人希望，人们习惯这种异化世界，异化人生，一切习以为常了，反而倒不再考虑将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