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文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个性鲜明，各有其独特的特点：“方鸿渐最突出的个性特点是怯懦”，[13]并且还爱慕虚荣;苏文纨虚伪并且城府极深、善用心计;赵辛楣率直，在为人处世上却显得骄横;韩学愈、高松年、李梅亭等阴险狡诈，彼此玩弄心计、排除异己;张吉明、沈太太、曹元朗、褚慎明、董斜川等，通过中文夹杂外语的畸形语言展现自己的高贵。这些人物无论语言还是性格中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但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封建思想的过滤形态中。方鸿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通过他的这种踪迹我们看一下畸形文化的具体面目：

　　在方鸿渐乘船回家的路上，油腔滑调无所作为便是他最好的概括，这与四年前“一个老远看见了女学生脸就涨红的‘寒暑表’” [14]大相径庭，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原本害羞、淳朴的方鸿渐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甚至经不起鲍小姐肉体诱惑的人呢?便是出国留学经过西方文化的熏染所形成的。方鸿渐在外游学四年，学问上一事无成，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染坊里爬来滚去，就在这种“摸爬滚打”的四年时间里，他身上那些原有的传统文化的气息已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染坊”浓厚的商业气息渐渐混杂，那种传统的文人气息已经快丧失殆尽。于是，方鸿渐的思想体系便有了个根本的转变，出现了“一切都可以用钱买”的金钱崇拜观念。为哄堂上父亲和挂名岳父满意，他花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在与爱尔兰人买卖文凭的过程中，钱钟书的描写更是极尽讽刺，“这事也许是中国人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15]这样讽刺的笔触更是写出了方鸿渐在西方文化熏染下的转变，它已经侵蚀了方鸿渐的灵魂。正是在这种灵魂侵蚀的背后，方鸿渐肉性的这种“性”欲更是屈膝投降于资本主义的性文化，与鲍小姐的这种随便的关系更是这种文化的最好体现。在方鸿渐遇到的爱情中，苏文纨和孙柔嘉也是这种蜕变人格的畸形儿。在苏小姐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文化中官派文化的势力——精明和崇拜实际。在归来的船上，苏文纨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舍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宴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16]这种有意的清高在她身上无处不在，并且在对对方家世有所掌握的情况下来发展与方鸿渐的关系。方鸿渐是名门后裔，并且钱财方面好像也充裕，所以正合苏文纨的这种门第相当的观念。还是孙柔嘉的评价能一语中的：“也许她并没有变，她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女儿当然有遗传的。一向她的本性潜伏在里边，现在她嫁了人，心理发展完全，就本相毕现了。”[17]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学业和发展淡漠得很，博士头衔已被当作最后的并且最终的砝码打在嫁妆里，绝对不想再去费力猎取学者、专家的名位。她追求的便是使自己的以后有完美寄托的人，因此她的这种高傲和矜持正是她精明、崇尚实际的另一种变体。

　　孙小姐家境一般、相貌平常，“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又略有雀斑，两眼还分得太开”。[18]她把自己严格地伪装起来，装得像入世不深的小女孩——装小女孩的清纯和懵懵懂懂。一切她都化繁为简，首先在装束上打扮得甚为素净，其次在行为上相当简约，在男人面前也像小女孩一样，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故意呈现出少女的娇羞状，跟别人讲话，脸上常常滚滚不断的红晕。一口一声赵叔叔，就更突出了她的乖巧她的什么都不懂，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赵叔叔大人照顾。当方鸿渐胡扯，说他们坐的船险些嵌在鲸鱼牙齿缝里的时候，她假装惊讶，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大大的“O”字。当方鸿渐在旅店里对老板娘调的牛奶咖啡说了一句“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 [19]时，她皱眉努嘴做了十足可爱的厌恶表情。但在进了婚姻“围城”后，她的本性就表现出来了，“她性格中多疑、喜嫉、专横、自私是当时中国妇女为了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造就的特征，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产物”。[20]

　　在方鸿渐的事业当中，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也是这种畸形文化的不同散落。在三闾大学的经历便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在方鸿渐千辛万苦踏进校门后，一帮披着儒字外衣的“君子”几欲使其沉陷。由于三闾大学地处内地，交通闭塞，这里知识分子的迂腐性极其明显。其中中国儒家文化在其纹理、血脉上永固不去的奴性在顾尔谦等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只要见个女人便搔首弄姿的李梅亭外表装模作样，内心却酸汤辣水，典型的旧文人的贪婪与薄耻;汪处厚狐假虎威，陆子潇唱空城计，刘东方与韩学愈忙着结党私营、勾心斗角，而这帮人的首脑高松年更是样样丑陋都通。这些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人，既没有在大浪中固守感国忧时、讲求气节之高洁梗直的士文化的骨气与志气，也没有在洪流中汲取西方文明奋力竞争、尊重科学进步的养料，在他们身上剩下的只有卑琐、懦弱等传统文化的劣根和病态，贪婪、腐朽、迂腐、势利。正是这种封建文化的固执和不相融性，与西方文化产生了种种的不和谐。

　　《围城》正是通过塑造在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一系列形象，揭示了造成人物悲剧、社会悲剧、人性悲剧的又一深刻的原因，对这种畸形的文化现象进行无情地嘲讽，而在这种文化嘲讽的背后，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也给后人提供了清新的文化"氧气"。

　　三、病态的道德现象

　　众所周知，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人必须生活在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当中，在这种相互联系的关系中，道德便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天平或规范。但在《围城》中，我们找不到道德天平在哪儿，找不出道德底线在哪儿。在这“围城”的天地里，在这处处写着丑陋和邪恶的围城墙上，有的只是病态的道德。“我们的美德常常只不过是乔装打扮的恶性而已”。[21]从哲学的高度切入人性的深层，以一种哲学的洞察力洞察纷繁的人生世相，揭示了人类的冷漠与绝望。

　　先从方鸿渐与鲍小姐的感情看起。鲍小姐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由中国传统女性的“服从”发生了角色的转变，即“引诱”，显示了西方精神下女性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是一种欲望的扩张，并不是真正的自主。船一靠岸，她马上又投入了未婚夫的怀抱，而与先前一个完整的、典型的西方性解放者判若两人，因而她的解放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不合正统文化的风流放荡，而在感情的道德底线中鲍小姐有的只是放荡与低下。

　　再看家庭内部。家本来是充满和谐温馨的群体，但在方家内部，上下、平辈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封建大家庭人际关系的微缩景观。长幼之间尊卑有别。方遁翁夫妇只管控制与操纵儿子与儿媳，其它温情关爱并不在他们的心间存留。晚辈对父母也并无发自内心的尊敬。不管何时，只要是方家祖先的忌辰日，方遁翁都会吩咐二奶奶三奶奶打电话到鸿渐房东家，请他们回去。尤其让孙柔嘉觉得可厌的是，方家每次来个亲戚，偶尔说起没看见过大奶奶，方遁翁夫妇就立刻打电话招柔嘉过去，必须随叫随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团聚，已不再是亲情的需要，而是成了一种命令，一种团聚和睦的摆设。方家的二奶奶三奶奶因为头胎养的都是儿子，各自觉得身份甚高，方老夫妇对儿子儿媳孙子也可谓是公平对待，不料两个儿媳妇仍然在背后抱怨他们的偏袒。她们趁此就把孙柔嘉的缺乏礼数和花轿抬进的“异类”婚姻做为她们嘲笑她的把柄。在方鸿渐看来，“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22]而在孙家这并不复杂的家庭内部，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诡计暗算，或为面子，或为钱财。孙家和方家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彼此谁也不满意。方家原以为孙家并不阔，心里多了一份排斥，孙家也意识到了方家的陈腐，道出了姻亲之间的相恶。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整体中最基本的细胞和基础。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但在本位内部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全无，呈现的是家庭内部及家庭间的丑陋与邪恶，钱钟书正是对这种病态的道德观念进行了赤裸裸的呈现，并预示了封建道德观念的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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