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上海《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作品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和评价，震惊了读者，也震惊了其他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从这部作品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真实而又赤裸裸的、到处充满虚伪、龌龊、混乱、人性全丧的社会，给人们以全新的思想启迪。在这充满洗涤与引发深刻思考的背后，人们对《围城》这部别具技巧的讽刺长篇有了更高的认识，正如同作者在序中提到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正是通过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描写，钱钟书向人们展现了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弱点。

　　一部《围城》二十几万字，它的深刻的社会讽刺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

　　一、腐朽的学术制度

　　讲到学术，便使人想到自由、崇高、理想等，学术建设便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反映和概括。学术有给人以教育、指导、改变人的思想的作用，良好的学术氛围能较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提高，反之，则使社会受到很大的反面影响。

　　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封建社会文化传统，与中国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钱钟书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围城》中他通过深层次的挖掘，描绘了中西文化融合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畸形笑料。

　　腐败的学术制度首先在学生出国上展现了它独特的一面。小说一开始以方鸿渐、苏文纨等人回国拉开帷幕，作品中“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埠商界文人点金银行总经理周后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精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顷有德国克莱登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2]经过这一系列穷形极相的描写，以及文章当中几次提到学位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这一几千年历史的正统文化在西方文明的面前逐渐失去了主流的作用。伴随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文化的这种“至尊”地位已经不断动摇了，中国的传统在不断的贬值。“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3]这突出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畸形文化崇拜和盲目心理——只要是外国的便是优秀的，即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只有打上了外国人的烙印才能显出它的权威性。平均每分钟一句“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更把这种学术上的腐败观念推及到三闾大学这一净土之上。

　　其次，当时中国腐朽的学术制度，更表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无知和弄虚作假。撇开方鸿渐和韩学愈用假文凭来糊弄世人不说，褚慎明将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一些世界大哲学家的话改头换面算作自己的意见写信给哲学家们，并以哲学家们的回信向人卖弄，竟也“吓倒了无数人”，[4]柏格森未回他的信，便“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5]另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苏文纨自诩清高博学，却拿一首从德国十五世纪的民歌中抄袭来的诗当作自己的大作，让人写在扇面上到处卖弄，以显自己的才气;韩学愈在自己的学历中写到：“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6]孰不知他所谓的“著作”竟是人事广告栏中“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和通信栏中的“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7]而韩学愈在别人谈到他的“著作”时，竟对自己这种类似于报纸中的寻人启事的作品泰然无事!让读者在钱钟书这种“黑色幽默”中，对当时中国的这种弄虚作假的学术制度有了更深的理解。

　　再次，从三闾大学的职称评定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学术制度的腐败。三闾大学全校有三院十系，有导师资格的教授、副教授、讲师40余人，那么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资格是怎样评定的呢?在日寇占我半壁江山，兵荒马乱之时，沽名吊誉的“老科学家”高松年，奉旨匆匆离开陪都重庆，来到湖南，草草创办了三闾大学，这位早先的昆虫学家成为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政客，他生活腐化，对学校工作不负责任，在已与李梅亭已有约在先的情况下，玩弄骗局，将文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与汪次长有关系的汪处厚。老谋深算的汪处厚，仰仗其舍侄汪次长的介绍，到三闾大学当中国文学系的主任，可谓捷足先登。当他得知高松年跟李梅亭有约在先后，便不择手段，趁李梅亭一行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喘息未定的当晚，“即予以迎头痛击”，[8]召开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茶话会，将自己已经拜托汪次长的事情含蓄委婉地道出来，成功地篡窃了系主任一职。韩学愈凭借自己买来的假文凭和登在美国《史学杂志》和《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上的求职广告，再加上一个不知真假的美国太太，便轻易骗倒了校长高松年，不但顺利地受聘为三闾大学的教授、历史系主任，而且薪水也是系主任当中最高的一级。而方鸿渐呢?因为撒谎还要讲良心，所以自己开的履历上没有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而从约聘的教授降为副教授，只“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9]从这些职称的评定中，我们看到，当时学术界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已成蔓延之势。

　　另外，学术的腐败还体现在封建文化的落后与自闭。循着方鸿渐的足迹，中国国土上到处呈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没落。江南那座产泥娃娃的小县城仅仅因为方鸿渐信口开河的演讲“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样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10]便敌意地排斥方鸿渐本人，对他失去了演讲前浓厚的兴趣。可见这种小城文化的闭塞、停滞与排外，他们嫌弃方鸿渐，归根到底是因为小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学术观念便是惧怕这种赤裸裸的暴露，要峨冠博带，衣冠楚楚，绝不允许任何人对它讽刺的体无完肤，绝不允许任何人有这种赤裸裸的呈现。钱钟书正是通过对这种闭塞、落后文化现象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学术制度腐败的一角。

　　二、畸形的文化现象

　　从词源上看，文化与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文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演化而来，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过程，即教化的意思，即通过这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实现了文化的传播。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中的人，根本不存在脱离社会的抽象的人，文化就通过这种关系实现其基本功能。

　　近代以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涌向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由于中国封建文化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中国，中国文化便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钱钟书先生家学深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脉传人，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但钱先生对西方文化也接触颇多，因而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便能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观照人生、观照现实。他是一切腐朽文化的有力批判者，在《围城》中便是观照以方鸿渐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落，“将讽刺的笔锋伸展到中上层知识社会的各个角落，勾画出病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 [11]落后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个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12]小说就此便对在中西文化夹击下出现的不伦不类的现象进行了评价，通过这样调侃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在提倡中体西用的号召下，封建文化思想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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