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中国古代课程教材研究引论》(《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3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王炳照《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寻根》2007年第2期)把古代蒙学教材按内容侧重点的不同进行了分类，指出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出版特点，指出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多为名家大儒编撰、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内容涉及广播识字与实用相结合、蕴含丰富儒家伦理思想。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详细分析了教材类型和此时期蒙学教材的特点及使用情况。

　　方敏《秦汉蒙学字书与<说文解字>》(《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李建国以《急就篇》为例，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材的编写体例和内容，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介绍并分析了《急就篇》的大致内容，强调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除了《急就篇》，《仓颉篇》也是研究重点。胡平生、韩自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对汉代遗址和墓葬中的《苍颉篇》残简进行分析研究，推断出阜阳汉简《苍颉篇》所据之本为秦本，《苍颉篇》是教科书，所载应反映秦汉时期的语言规范和编排特征。

　　近年来，利用秦汉简牍资料研究蒙学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之《仓颉》《博学》《爰历》，汉之《急就篇》皆系当时学吏者识字、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三苍”、《急就篇》等，都与各个时代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密切相关，都是当时的书写范本。字书、启蒙教材、书写范本三位一体，它们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不是学吏专用。

　　除此之外，学界对两汉私学和家庭教育等问题的探讨，与童蒙教育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为考察汉代童蒙教育状况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对于这些成果，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述：

　　私学方面，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兴办私学的社会阶层、私学类型、私学招收学生的特点以及私学中的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与分析，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根据当时私学教授的对象和传授内容的特点，将其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一般经书学习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的蒙学教育相联系，作为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家庭教育与家训方面，郑其龙《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师资资源》(《河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2期)是他《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一书的节选，论述了中国古代家庭教师从“亲师合一”到“君师合一”的特点、形成演变的原因以及古代教育教师和家庭教育教师的例范。郝建平《论汉代的家庭教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2辑)、王文涛《汉代家庭教育管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3期)详细考察了家庭教育中日常生活常规培养、道德教育、胎教、儿童早期入学教育、女子教育及家世相传的学术技艺等多种形式。李建业《孝与汉代家庭教育》(《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认为孝是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并考察了汉代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以及皇族家庭教育中“孝”的教育。胡青《试论汉代的家庭家族教育》(《秦汉史论丛》第6辑)、高尚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评论》1993年第6期)等文章也对汉代家庭教育进行了考察。

　　其他方面，周永卫《略论汉代的皇家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对汉代皇家教育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教师地位、君主教育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西汉和东汉的皇家教育有很大不同，西汉行师傅制，东汉行侍讲制;西汉昭帝之前教师多由忠厚恭谨型担任，昭宣以后转为明经笃行者担任。

　　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台湾学者郑阿、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是敦煌文献中童蒙读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材料翔实可信。呂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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