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二)
但从笔者搜集整理的资料看,国内外对蒂莉·奥尔森的关注较少。国外对奥尔森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作品所蕴含的女性意识不断被彰显出来。至70年代,女权主义者不断发掘历史上被忽略了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奥尔森的作品在这时期得以出版。因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美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女性声音,所以备受关注。从70年代至今,对奥尔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主义、左翼文化、少数族裔三大版块。
女性主义研究始于70年代初,迈克·艾赫妮(A.B.Mc Elhiney )和安娜·戈特利布(Annie Gottlibb)最早从女性和母性角色分析奥尔森的作品,探寻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系。1987年,伊莱恩·尼尔(Elaine Neil)在《蒂莉·奥尔森的女性艺术视角》(
Tillie Olsen and A Feminist Spiritual Vision )一书中,通过分析《告诉我一个谜》和《约侬迪俄》中人物在性别、种族、阶级束缚下的沉默与反抗,指出奥尔森的创作灵感得益于她强烈的女性意识。2009年,潘瑟·里德(Panthea Reidde)撰写了一部专著:《蒂莉•奥尔森:一个女人多重谜》(Tillie Olsen:One Woman Many Riddle),专门探讨奥尔森笔下的女性形象,由此发掘了作家身上的女性主义特征。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左翼文化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德博拉·罗森菲尔特(Deborah Rosenfelt)和埃里克·邓肯(Erika Duncan)以奥尔森的政治运动和共产党经历为视点,定位“社会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1981年,德博拉·罗森菲尔特在《自30年代:奥尔森与激进传统》(From the Thirties:Tillie Olsen and the Radical Tradition)中,将《约侬迪俄:30年代的故事》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大地女儿》进行对比,得出奥尔森小说中的女性地位低下,他将其归结为奥尔森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致。葆拉·拉比诺维茨(Paula Rabinowitz)在1987年出版的《红色写作:1930—1940年美国妇女文学选集》(Writing Red: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Women Writers,1930-1940)一书中,抓住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意识对奥尔森的作品进行研究。同年,安东尼·达娃哈尔(Anthony Dawahare)从语言角度巧妙入手,深入探讨奥尔森作品中的辩证乌托邦意识。1998年,康斯坦斯·科伊内(Coiner Constance)在《更好的红色:蒂莉·奥尔森与莫里代儿·拉苏尔的创作与反抗》(Better Red : the Writing and Resistance of Tillie Olsen and Meridel Le Sueur)中,深入分析了拉苏尔、奥尔森及约瑟芬·赫布斯特三位左翼女作家的创作,他认为奥尔森作品展示了对个体政治意识的坚持,这一社会主义进程牢牢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麦克弗森(Macpherson)和海蒂·赛特达尔(Heidi Slettedahl)在2000发表的文章《阶级逃避:蒂莉·奥尔森的约侬迪俄》(Classifying Escape:Tillie Olsen’s Yonnondio),也是从左翼文化研究方向关注奥尔森的。
另有学者从犹太背景研究奥尔森的作品。1986年,批评家邦妮·莱昂斯(Bonnie Lyons)看到犹太裔身份对奥尔森创作的影响,并以此为契机分析其作品。2007年奥尔森去世之后,玛格丽特·麦克道尔(Margaret B.McDowell)和奥尔森的女儿都为她写了传记。由于国外学者可以掌握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奥尔森的研究所涉猎的范围和角度均比较广阔,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扎实到位。
同国外研究相比较,国内对奥尔森的研究刚刚起步。2010年6月,金莉在《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一书中,以“打破缄默的工人阶级母亲”为轴线,系统地梳理了奥尔森的创作历程和主要作品概况。她从弘扬女性成就、解读她们生活方面给予奥尔森作品很高的评价。另有三篇硕士论文也值得一提:沈艳燕(2004)《蒂莉·奥尔森的语言与沉默》(The Language and Silence of Tillie Olsen),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分析《告诉我一个谜》、《我站在这儿熨烫》和《哦,是的》中的边缘女性形象,解析奥尔森用语言所表达的沉默和反抗。姬蕾(2006)《叙事声音与女性权威——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蒂莉奥尔森的创作》(Narrative Voice and Female Authority —A Feminist Narratological Reading of Tillie Olsen’s Works),引入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奥尔森作品中的不同女性形象进行剖析,探讨她们是如何从沉默中获得话语权威的。蒋静(2009)在《蒂莉·奥尔森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分析》,选取工人阶级儿童成长主题,分析了《告诉我一个谜》、《约侬迪俄》及《里夸》中的儿童形象。此外,沈艳燕《奥尔森其人其作》、《我站在这儿熨烫译》和《解读<我站在这熨烫>》(《外国文学》2004年第三期);李杰《双重性格的艾米莉—<我站在这儿熨烫>新探》(《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年);于宝英《谈论奥尔森的独特创作风格》(2007年);王晓露《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美国女权主义——反中心化和文学表达》(2009年)。均从不同视角对奥尔森的短篇小说集《告诉我一个谜》进行了解读。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对奥尔森及其作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整体关注,译本欠缺。仅短篇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有中译本。二是研究角度单一,研究深度与广度远远不够。
(三)
蒂莉·奥尔森与莫里代儿·拉苏尔(Meridel Le Sueur)、苔丝·斯莱辛格(Tess Slesing-er)同为1930年代左翼女作家,她们都立足于共产主义的妇女传统中,通过特定情境突出女性的主体性,反映阶级压迫中的女性意识。
[5]她们是为工人阶级奋斗终身的战友,但相较于拉苏尔以共产主义为创作支点,作品主要表现20世纪中叶女性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性别与左翼组织的关系问题,流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
[6]斯莱辛格从妇女因性别受压迫,进而将女性纳入阶级概念,由女性政治运动到文化变革所表现出的反抗来说明左翼倾向;
[7]奥尔森的早期小说创作则更多构架在自己的多重政治、文化、社会身份上,借助自身真实工人生活经历和作为女性面临的系列境况,将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和女性社会性别相融合,以特定时代环境为催化剂,逐渐勾勒出发展流程。整个时代、一切人物(包括作家、读者)的声音在小说中发出,她敏感的观察和犀冷的笔调描绘出一幅缓缓展开的工人阶级画卷,史诗的内容揽括于内。
评选委员会如此赞誉奥尔森的 “小说具有巴尔扎克式的广度”。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道:“蒂莉·奥尔森的声音是独特的”,
[8]潘瑟·里德(Panthea Reidde)评价“蒂莉·奥尔森,一个有影象力的作家、女性运动支持者和社会主义工人激进运动者,是20世纪的一个谜,这位女性英雄形象以丰富的生活经历铸就成为20世纪的文学巨人”。
[9]这样独特的声音,这样一个未解的谜塑造的文学巨人亟待我们发掘,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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